（102年4月15日）「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從「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談起）公聽會報告
全文影像【公聽會報告】
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舉行「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2年4月15日 （星期一）上午9時4分
地 點 立法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鄭委員麗君
主席：今天本委員會舉辦公聽會，公聽會的主題是「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公聽會－（從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談起）」。今日舉辦公聽會主要是因為本週三孔召委文吉會安排邀請教育部就「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根據上會期所做的決議，教育部在針對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做決定前要到立法院報告，如果本週三報告通過，國會也擔心教育部會不會就自行調整學費，所以為求慎重，今日特別先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的意見。根據這幾天的新聞報導，大家也看見教育部所揭露的部分訊息，調整學費的方案有三個目標：一是反映教學品質；二是改善反重分配現象；三是促進公私立大學公平競爭。但是從社會各界的反映，我們也感受到學生家長的憂慮，因為台灣十幾年來薪資停滯成長，學費增加使教育經費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也逐漸增加，青年學生普遍感受到畢業後償還學貸的付款壓力。再加上年輕人起薪低薪化，還款年限也相當長，導致青年貧困化趨勢之產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應優先考慮減輕學費負擔及學貸負擔，而不是調漲學費。面對政府政策與社會民意不同的狀況，我們有必要舉辦公聽會。另外還有一種聲音是，教育部是否應進行結構性的改革，重新思考高教資源的分配。針對以上各種面向的問題，希望今天受邀的各位專家學者代表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過很遺憾的是，今天教育部部長並未親自出席，顯然不太重視社會各界的聲音，也不太重視國會，他的請假主席並未核准，但部長就自行決定不出席，所以今天教育部是由陳德華次長及高教司黃雯玲司長出席，對此本席感到非常非常遺憾，也對各位出席的學者專家代表感到很抱歉，部長沒有親自到場聽取各位的意見。顯然部長不重視我們的公聽會，我想禮拜三的專案報告，恐怕國會的態度會對教育部的方案相當相當的保留。如果部長下一次再以這樣的方式私自決定不出席，本委員會將會正式對部長提出譴責，希望部長未來能夠尊重國會，履行憲法所定行政機關應對立法機關負責之職責。
接下來向各位說明今天公聽會進行的程序，待會請各位學者專家代表依照簽到的順序發言，今天受邀的人數比較多，所以每位學者專家代表發言的時間為8分鐘，在7分鐘時會按鈴提醒，但我們會保留第二輪發言的時間，第二輪發言屬於自由發言，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委員的發言則會在各位專家學者代表發言之間穿插進行。
首先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吳福濱理事長發言。
吳福濱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這次大學學雜費之調漲，我們在一年前就已聽到消息，我們非常反對大學學雜費調漲，為什麼？其實家長並非完全反對大學學雜費之調漲，但是調漲學雜費必須有道理。教育部針對大學學雜費調漲一事成立了一個研修小組，也就是學雜費調整委員會，可是我們原先提出的疑惑完全沒有獲得解答。簡單地講，到底學費應該用到哪些用途才是合理的？其實世界各國都有一定的標準，台灣要不要予以明確的定義呢？固定成本的部分，可不可拿學費來用呢？如果從此處來談，其實就要談到校務基金整體財務狀況必須透明化，很多人都看不懂大學的財務報表，其實並不是看不懂，而是不夠透明。另外，公私立學校校務基金的剩餘款明細是否也能公告？我們現在提出幾個問題。比如97到100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共達5.04%，有些學校認為學費調整的比例未達5.04%，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般家庭同樣忍受物價上升了5.04%，同時全國民眾實質平均薪資倒退了14年。令人非常擔憂的是，我國高教經費占GDP的比例高於日、韓及新加坡，可是我國的高教品質有比這幾個國家好嗎？目前新加坡的人口400萬，只有3所大學；台灣2100萬的人口卻有近160所大學，所以我國的高教是否有一點問題？錢不知道花到哪裡去，沒有花在刀口上，對於這種狀況，政府是否也應考慮作一些調整？因為全球經濟景氣不佳，世界各國政府對高教的補貼經費一直在降低，可是台灣政府對高教補貼的經費占歲出的比例仍居全世界第一，請問如何保障高教的品質，讓民眾感覺國內的高教品質的確很高、很好，或者我們投入高教的經費浪費了？另外，大學評鑑是不是做假的？大學評鑑如何讓民眾得知哪些大學確實辦得很好，辦得不好的學校也能看得出來？台灣跟歐美的情況剛好形成反差，美國民眾就讀公私立大學的比例分別是68%及32%，非常湊巧地，台灣民眾就讀公私立大學的比例分別是32%及68%，這其中更重要的一點不同是，台灣的小孩念大學的比例高達90%以上，可以講只要他願意念大學絕對進得了大學。令人擔憂的是，目前在台灣的社會，大學已經變成一個基本的學歷，如果大學文憑成為基本的學歷，政府就有責任，因為台灣竟然有將近160萬的近貧戶，如果我們的孩子因為學歷不足導致出社會時沒有競爭力，家長會怎麼想呢？所以家長必須想盡辦法讓孩子念大學。國內目前家戶的財富分配屬L型，家戶平均收入排在後面30%以下的家庭幾乎負擔不起讓孩子念大學，這從目前國內申請學貸的比例節節高升就可看出。而整體教育的品質，我們看不到有多大的變化；對弱勢民眾的照顧更是缺乏，比如繁星入學計畫，台大就不願意多開出名額。台大拿了最多政府的教育補助，可是台大對於弱勢族群的就學需求卻毫不正視。
對於這次的大學學雜費之調整，我們疑惑的是，為何教育部對一些內容都還未弄清楚之前就急著調漲學費，其中一個是何謂弱勢生？我不知道「弱勢生」的定義是什麼？這幾年政府財政狀況弱化，各地方政府紛紛提高中低收入戶的標準，光是一個叔叔或遠房親戚有一棟破房子，他可能就無法通過中低收入戶的申請了，更何況這些弱勢生的情況非常嚴重，根本無法上大學。我們經常聽到GDP3%的數字，按照GDP的數字來決定學雜費調整比例，我覺得這是非常荒唐的，在台灣一個台積電的營收就占了GDP多少比例？所以即使GDP成長3%，一般大多數的家庭也感受不到，實質平均薪資倒退了14年，我不知道如果台灣的160所大學學雜費這樣隨隨便便就調漲，那台灣的孩子還有什麼希望？先剝了孩子一層皮，然後再來吸血，這樣對嗎？
主席：請台灣科技大學陳舜田名譽 教授發言。
陳舜田名譽 教授：主席、各位委員。我是台灣科大名譽教授，8年前退休，退休以前是台科大的校長，今天應邀到此作一報告，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學費的問題。談到大學生程度降低的問題，向各位報告，大約10年前我還在擔任校長時，有一位部長級的外籍貴賓來台訪問，他問我是何種原因，以台灣這麼少的天然資源，如何能夠發展成一個高科技、高經濟發展的國家？我告訴他，我顯然不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人選，但是如果他一定要我回答，我會告訴他答案是education，就是教育。因為台灣教育普及，讓整體國人的生產力增加，因此雖然天然資源很少，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展成高科技、高經濟發展的國家。當然各位可能會說，現在我們的經濟不太好，但現在經濟不太好不是台灣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所以不能歸咎於台灣的問題，這是國際整體的趨勢。講到學生的程度，我在民國48年考大學，當時大學跟專科學校一起考試，當年報名的人數大約有三萬多人，考取入學的大專生大概九千多名，將近1萬名。所以嚴格說起來，差不多報考人數的三分之一可以進大學，當時台灣的人口大約1,030萬左右，就以1,000萬人口計算，換言之，1,000萬人口中，大概每年有1萬人可以進大專。目前台灣人口約2,300萬，如果要維持當年的水準，我們的大專院校每年大概只能招收2萬3,000人，但目前每年大專院校的招生人數大概是27萬，已經變成全民念大學的狀況，所以大學生的平均素質當然無法跟以前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可進大專院校的時代相比，但是國內整體的學力應該是提升的。以前採菁英主義，只有少數人可以進大學，現在則是整體學力提升，也就是因為整體素質的提升，讓我們的整個國力能夠發展出來。最近英國泰晤士報也公布了亞洲前一百名大學，各位可以參考我的書面資料，其中台灣占了17校，僅次於日本的22校，請各位注意到，日本的人口是多少？高達兩、三億，我們才2,300萬，所以他們有22校進百大，我們有17校進百大，中國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只有15校進百大，所以比起來，我們大學的程度非常好。為什麼說我們的大學程度不好呢？如果這樣比起來，我們的大學程度還是非常非常好，其實台灣的大學教育相當成功。
現在回過頭來談學費的問題，記得幾年前我曾在「通識在線」刊物上提出一個想法，就是把國立大學的學費提高到跟私立大學一樣高，換言之，國立大學學生的學費負擔比起目前大約增加一倍。因為目前私立大學一年學費大約10萬元，公立大學一年學費大約5萬元，因此，國立大學學生的學費大約增加一倍。在增加一倍之後，再從原來政府補助給國立大學的經費裡面抽出相當大的部分，把這部分拿來補助個別的學生，不管他是唸國立或是唸私立大學。
在我的文章裡面有一個統計數字，各位可以參考一下，我大致算了一下，現在國立大學的學生大約有28萬人，如果學費加一倍，即從5萬元變成10萬元，這樣可以增加104億，教育部本來補助國立大學大約316億，從316億裡面抽出100億來補助經濟弱勢的學生，不論他是唸國立還是唸私立大學，如此一來，各位所擔心的事，就是把窮人的子弟趕出大學，我想應該就沒有這回事了，反而是大大的幫助窮人的子弟能夠進大學，然後不用去背很大的學貸負擔，這是我的想法，細節我就不談了。
再回過頭來看，這次教育部之常態性大學學雜費調整方案有3個目標，第一，強化弱勢助學，改善反重分配；第二，反映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第三，提供公立大學公平競爭的環境。我先談第二點，即反映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這部分沒有話講，大家都知道，成本提高了，當然品質就會增加。因為現在大部分國立大學的學生是來自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家庭，私立大學的學生反而是來自經濟比較弱勢的家庭，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把國立大學的學費提高到跟私立大學一樣，然後從這裡面抽出來的錢就補助給個別經濟比較弱勢的家庭，這樣正好符合教育部所提3個目標的第一個目標。
至於第三個目標，當國立大學跟私立大學學費一樣高的時候，私立大學因為高學費而造成不利競爭的影響的這個因素已經取消掉了，所以私立大學就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來競爭。方才我有提及亞洲百大，這裡面就有好幾所私立大學，他們就可以站在一個更有利的競爭立場，這正好符合教育部所提3個目標。雖然在教育部所提的方案裡面，國立大學學費調整的幅度其實不大，跟我講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在精神上跟我是一致的，所以我還是非常支持這樣的方案，謝謝。
主席：在進行下一位學者專家發言前，先請教委會的委員發言，發言時間為5分鐘。另外，因為邱俊榮 教授要趕去上課，所以請各位允許我們稍微調整一下發言順序，稍後就先請邱俊榮 教授發言，不好意思，謝謝。
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首先，我們非常遺憾今天教育部長沒有到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舉辦公聽會是希望能夠普聽各種不同階層的聲音，包括學校的校長、學生代表、家長代表等，但是我們更希望教育部長可以親自到場進行了解，而且今天我們看到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提出之後，其實有很多各界不同的聲音。之前我們質詢教育部長時，部長有答應說這個是草案，未來將會繼續辦第二階段的座談會，我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食言，他說他會繼續辦第二階段的座談會來了解各個代表、團體對於這個草案的意見，在廣納意見之後再確定方案。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希望教育部長能夠真正實現承諾。關於第一階段，在舉辦許多座談會當中，這是新聞資料，大概每場座談會都是如此，砲聲隆隆，因為座談會就是擺明要漲價，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欠缺了溝通管道？
在這個調整方案出來之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第一階段是6%？這個6%到底是怎麼訂出來的？為什麼不是1%、2%而是6%？至於第二階段，為什麼經濟成長率訂的是3%？即GDP要達到3%，為什麼不是6%？我們覺得很奇怪，這個數字是怎麼訂出來的？若依照馬英九的競選承諾，他是要讓所有台灣人民能夠達到「六三三」，如果是這樣的標準，是不是應該是經濟成長率達到6%之後，我們再來談整個學費要調漲的問題而不是在現階段談。而且大家都很清楚，現階段所有的痛苦指數已經幾乎破表，甚至失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我們的平均薪資倒退到14年前，所有台灣人民苦不堪言，如果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要再做漲價的動作，請問家長的負擔誰來幫他承受？學生的負擔誰來幫他考量？所以我們一直強調，不是不能漲價而是現階段適合嗎？這個時間點沒有辦法達到我們所預期的經濟發展情況，請問現階段適合嗎？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國家所提出的政見，包括南韓等，現在馬來西亞也在競選，他們所提出的都是大學學費要減半，甚至是減免，只有台灣是提出要漲價。在教育部所提的這個報告裡面有一個表三，即2008年我國與OECD國家政府高等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教育部可能要去了解一下這部分，現在南韓大學的學費是要減半，所以它的高教經費占GDP的比例會占得比較多，不是像現在的數字，所以我覺得教育部用這些數字一方面是在欺瞞台灣人民，一方面是在做催眠的動作。
坦白說，目前學費實在不適合調漲，而且我們也認為這個草案應該要廣納各方的意見並召開第二階段的座談會，看看大家認為這個方案的目標、共識在哪裡，甚至我們應該要有協助監督的機制，現在這部分完全沒有。此外，我們也需要召開全國的會議，針對我們所有的教育、財政問題，而不只是一味的針對現在物價指數漲了，所以學校就要調漲學費，針對這麼簡單的議題就這樣草草的提出這個草案，我們希望教育部真的要聆聽更多的聲音，這次大學學費的調整應該暫緩，聽聽更多的聲音，謝謝。
主席：謝謝陳亭妃委員。感謝各位容許主席調整發言順序。
請中央大學邱俊榮 教授發言。
關於大學學費，在這份資料裡也非常清楚地提到，我國於民國98年4月公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實施法，目的是要讓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具有國內法的效力，銜接國際公約裡面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締約國政府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特別是透過免費教育的逐步引進，讓所有具有能力的國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機會，以上是聯合國公約裡的內容，我國也特別引進，變成國內法。手冊中提到，如果有這樣的目標的話，以我國目前的賦稅負擔率，要立即達成高等教育公共化的目標，並無可能。照以上的說法，高等教育公共化不是不做，事實上它是一個目標，只不過以目前賦稅的情況來看，是沒有辦法做到的，所以我們還是要談大學到底要不要公共化及國家對大學教育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如果要公共化，就應該要有一個agenda，要有一個逐步的進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應該做到什麼程度，而不是因為公共化不曉得什麼時候完成及稅什麼時候收得多而先漲大學學費，這是一個違反目標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不是嗎？所以如果教育部不能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到底大學要不要公共化，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型態，這個問題永遠吵不完。以上是我第一個要講的事情。
我第二個要提到的事情是，大概很少大學老師像我一樣接觸那麼多大學，我參加過大學評鑑，大概接觸過幾十所學校，依我看到的情況，資源多的學校在經費運用上沒有效率，資源少的學校在經費運用上非常有效率，但還是會有問題，很多私校都是這樣，他們的問題絕對不是學費不夠高，而是收不到學生，如果不解決收不到學生的問題，再調高學費，只會讓問題雪上加霜，不會改變，我特別要提出這一點，我看到很多人呼籲大學財務公開透明化，我當然非常贊成，我擔任過這麼多次學校校務會議代表，都沒有辦法看到學校經費的實際操作情形，因為裡面有很多沒有辦法釐清的問題。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學費調漲方案，我很不客氣地說，這次的調漲方案是常態性的調漲方案，事實上我實在不曉得常態性在什麼地方，永遠都是兩階段嗎？還是只有這次是兩階段，以後不是兩階段？常態性在什麼地方？還有跟GDP有關的部分，大家有很多批評，即使前兩年GDP成長10%，我們的實質薪資還是在倒退，去繳大學學費的不是大老闆，是一般的普羅大眾，如果平均實質薪資並沒有調整，付錢給大學的人收入是減少的，學費卻要提高，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另外，在這次的學費調整方案中，我們看到錢拿得多的學校可以調漲學費，資源多的學校可以調漲學費，而不是資源少的學校可以調漲學費，對於這一點，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這次的調整方案中當然有所謂的配套措施，就是對中低收入戶的加強補貼，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兩件事情：第一，中低收入戶到底在學生中占多少比例？我們照顧到的中低收入戶就足以造成過去台灣難能可貴的階級流動結果嗎？我認為不太容易。雖然我肯定這個配套措施，但是這個配套措施是否足夠，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二，在很多大學的實務經驗裡，有很多被列為中低收入戶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中低收入戶，只要家裡財產不需要申報所得的，帳面上都是沒有收入，但是有太多都是收入不錯的家庭，要如何釐清假中低收入戶，讓實質屬於中下階層的家庭保有階段流動的機會，在我們在考量大學學費調整方案的時候，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要特別去關心。
很多私校說這個調整方案不錯，甚至有些私校明白表示，現在私校快要活不下去了，有開始調整總比沒有好，所以我們看學費調整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要從學校存活的角度來看。學校當然要存活，只是學校存活是不是要靠這種方式，還有很多深思的空間，包含大家剛剛提到的如何引進更多企業資源。
如果私校存活真的是這麼重要的事情，我自己看到很多中南部的學校辦學非常認真，投入非常多資源，但是因為一些不是出於他個人的因素，造成學校經營困難，譬如說，台北的學校總有招生上的優勢，如果教育部真的有誠意改善私校的經營，我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就是北部資源不足的學校招生人數統統少一半，而不是南部學校招生人數不足的時候就砍他們的招生名額，這樣只會讓不平均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以上簡單發言。謝謝。
主席：請世新大學賴鼎銘校長發言。
賴鼎銘校長：主席、各位委員。我將今天參加這個會議定位成代表私立大學來這裡訴苦。
去年我到美國姐妹校參觀，在美國讀大學，讀4年可以出國1年，這種政策令人咋舌。今年我到杭州電子大學參訪，他們有第二校園計畫，在校4年期間至少有1個學期可以在國內外校園學習，令人羨慕。其實我們也很想提升學生的國際化，可是經費從哪裡生出來？
我們學校的預算會議下週就要開始了，每年我必須面對相關科系所提增加設備的要求，要給經費費思量，不給經費的話，學生的競爭力如何提升？最後不是設備降級，就是減半，或是順延到明年再說。教育部要求大學提升就業能力，而且我們又強調理論跟實務並重，所謂有學有術，若沒有足夠的經費又如何能達成目標？要把學校辦好，沒有足夠的經費是萬萬不能的，雖然有學校可以自主調整學雜費的制度，但是卻受到政府過多的限制，從民國87年以來，私立大學中只有3所學校沒有過調整學雜費，調整1次的只有6所學校，調整2次的7所學校，而自98年以來，沒有一間學校調整過，哪有這樣的制度？
雪上加霜的是教育部的補助款逐年降低，民國88年時世新大學得到教育部的補助款一億八千多萬元，現在只剩下八千多萬元，少了一億元。教學卓越計畫在民國94年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得到教育部1億多的獎勵，現在只剩下6,000萬元，學雜費凍漲、獎補助款減少一半以上、再加上去年教職員調薪，每年教職員自然晉級基期墊高、油電雙漲等，這些問題如果再不解決，剩下的赤字會越來越嚴重，變成一個共乘的高教體制，影響所及包括師資、職員的延聘、設備老舊遞延、最後衝擊到學生的教育品質，更嚴重的，我作為一個校長已經看到有些系所已關閉，舉例來說，本校就有兩個非常有特色的研究所，一個是社會發展研究所、一個是性別所，現在在招生上已經慢慢的出現困難，可是他們又是那麼有特色，所以，校方還是要給予支持，但請問錢從哪裡來？而且即將發生的教師資遣，也慢慢的出現了，怎麼辦？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被澳門城市大學挖角，他們除了提供住宿外，還提供年薪450萬的薪資，以臺灣當前薪資水準，像這樣優秀人才流失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但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所以，我誠懇地建議，容若社會對部分私校辦學有所質疑，可是對於績優的私校是不是也應該給予成長及競爭的機會？
這次教育部給予績優私校學雜費調整的政策，我覺得應該給予支持，在私校內還是有不少家境不錯的學生，所以，不是付不起學雜費，重點是如何協助弱勢家庭的小孩讀書，政府的公共性思考，應該從協助弱勢家庭學生開始，讓想讀書的小孩有機會讀書，所以，不管政府的補助款或調整學雜費所增加的獎學金，都可以用來補助這些弱勢家庭的學生，耶魯校長Leven說過，家庭年收入如果少於20萬美金的學生，就可以免費就讀耶魯。我們也可以比照辦理，按家庭年收入分成幾個級距，針對學生實際情況，給予不同的學雜費優惠，以鼓勵讀書。
另外，我建議公立學校是不是可以負起照顧弱勢學生的責任？例如在每年負責招生中保留一定比例給當地的弱勢家庭學生，關於這部分，美國州立大學作得相當不錯，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鏡。謝謝各位。
主席：謝謝賴校長，下一位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發言。
吳思華校長：主席、各位委員。每次討論有關學費調整的議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沈重，作為一位家長或是老師，我也希望學費不要調漲，不過，我今天擔任的職務除了是大學行政主管外，同時還兼任國立大學院校協進會的理事長，我願意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說明目前國立大學的情況及所面臨的問題。剛才賴校長已經清楚的說明台灣的大學正面臨著國際性的競爭，當在面對國際性競爭的時候，資源充沛與否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以臺灣與香港、澳門比較，一般來說，我們大學的總經費是香港、澳門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我們的薪水是他們的四分之一，業務費也是他們的四分之一。如果跟歐美先進的大學來比，大概只有他們的十分之一，這個數字所顯示的意義是臺灣的大學在面對國際的競爭時喉，其實是非常嚴酷的挑戰，當然，教育不是用錢就能解決的，但是如果我們的設備、環境等方面，提供給學生資源不足的時候，很難期待我們的學生能有國際競爭力。
上週我在家中看了非常熱門的節目－「我是歌手」，在看的過程中，心情非常沈重，因為那個節目不論是參加的歌手、作曲者、作詞者多數都是台灣人，不過，舞台卻是別人搭的。我很擔心臺灣有非常優秀的老師、學生，但有朝一日我們必須去別人的舞台上表演，這是我們所希望的嗎？這幾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外在環境的挑戰，在財務上面臨更大的壓力，以國立大學來說，去年協會曾做過關於會員學校的調查，結果顯示所有國立大學扣除人事費用以後的業務費，在過去幾年內大概減少了10%-15%，所面對的財務挑戰非常嚴峻，會造成這樣的嚴峻理由，有以下幾個：第一、教育部補助逐年減少：我們統計，這幾年以來教育部補助的總金額大概減少了4億元左右。第二；公教人員薪資調薪：調薪以後約用人員薪資部分，必需由大學自行吸收，全部學校加在一起約有5億元左右。第三、油電調漲：每個學校情況不大相同，大概在1,000萬元到1億元之間。第四、二代健保：每間學校的支出大概增加2,000萬元至5,000萬元之間。換句話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學校的資源就減少了10%-15%，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維持學校本來的運作，就成為很困難的問題。
第三、我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跟委員們報告的是，國立大學的校務基金和國營事業在組織上是不一樣的，國營事業漲價賺錢了，員工有所謂的員工分紅，同時，可以有很好的福利，如果營運虧本時，可以由自有資本中承擔虧損。可是國立大學在編列預算的時候，不能有赤字，即使在決算時勉強有赤字，也有非常嚴格的紅線，換句話說，學校的收入只要少一毛錢，在當年度的支出上就必須反映出少掉一毛錢，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同學都會抱怨的原因，但是抱怨沒有辦法，因為大餅減少了，並沒有任何人在這中間增加了其他的福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非常憂慮，如果不改善大學的財務狀況，接下來就會看到越來越多大學會把所謂有特色但不一定有市場的科系拿掉，因為它無法滿足多數人的需要，同時，它也會使得在日常發展中的特色越來越少，最後反而使每個大學變得更加沒有特色。
第四、許多家長與學生常常提到的大學財務是否透明？我可以誠懇的跟各位說明，在大學裡面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所有超過100萬元的學校支出，必需要在校務管理委員會上報告或討論，通過才能執行，由教授及學生組成的校務經費稽核委員會可以查閱所有的細帳，是完全透明、公開的，一般家長與學生之所以對財務有所困惑，其實是因為作帳的關係，是帳目科目的關係。政府科目和一般企業會計的習慣不同所造成的原因，如果有機會，我們願意做更多的說明。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有幾個具體的建議，第一、未來台灣到底要走向所謂教育公共化或教育市場化，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不過請大家都要有這樣的心情，如果大家討論後，一直沒有答案，而大學經費一直在縮減，最後受到損失的是現在在大學中就讀的學生，我們總不能說5年以後才開始處理這個問題。第二、我們希望今年度如果政府又要調整電費，是不是可以排除教育機構。因為去年電費的調整對大學來說，已經造成很大的影響。第三、我們希望在這次教育部的提案中，有一個以追求教學品質，就是由大學自主提出所有的經費用於教學改善方案，如果能得到校內老師、同學共識，應該讓他執行。因為這方案的目標、用途非常清楚，而且程序方面也獲得校內老師、同學同意，對大家都是有利的事情。最後我想說的是，當學校有比較多的財力時，其實，對所謂弱勢的學生更有照顧的能力，我在學校服務那麼多年，一定要說的是我們現在用所謂表面的公式去規定所謂弱勢這件事情，其實還不如讓學校針對每一個個案去瞭解，給每一個個案更直接的幫助，如果大家能夠把這件事情做起來，我相信真正的能讓窮學生留在國立大學，甚至是好的大學。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請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吳校長，下一位請景文科技大學鄭永福校長發言。
鄭校長永福：主席、各位委員。我是景文科技大學校長鄭永福，我今天是站在私立科技院校的立場上發言，私立科技院校目前有七十多所，這麼多年來相信對國內經濟成長，私立大學院校、科技院校都有重大貢獻。我個人讀書的時間不算，在技專院校服務33年，也就是擔任 教授、校長職位有33年，培養了許多學生，他們在企業上的成就是我引以自豪的。
現在我特別要利用這個機會提出，我為什麼要支持教育部學雜費的調整政策，我不認為是調漲政策，而是調整政策。剛剛有好幾位先進，對教育部政策不論是支持或是反對，我們以理性的論斷他們的理念，有部分我是很支持的，例如調整的時候要如何照顧弱勢的學生。
其實弱勢學生的定義，校方站在第一線非常清楚，就我所瞭解的，被認定是弱勢學生的有些不是弱勢，有些不能接受補助的反而是弱勢。我在學校中看過一些請領教育部、學校獎補助的學生，但是他可以開名車、一次付清全額機車的錢、住單人的宿舍、買iphone高級手機，但是他是弱勢的學生！我們看到進修部學分制的學生，每個學期所繳的學分費不到3萬元，但他和日間部的學生一樣的申請全額3萬5,000元的補助，因此受到同學的質疑，所以，我非常支持剛剛幾位校長特別提到的弱勢學生由學校來定義，這樣才有辦法真正照顧到弱勢的學生。
另外，我還要提到調整政策中對於國立及績優私立大學調整，但是，教育部也應該注意的是，關於學雜費部分各校的學雜費差距甚大，我從書面報告中看到平均值是每學期5萬5,000元，但也有學校是從87年後都沒有調整過，學雜費還維持在4萬2,000元、4萬3,000元，一個學期差了1萬多元，一年就差了2萬多元，試問他的教學成效績優嗎？一樣獲得教育部評鑑乙等，一樣拿到教學卓越計畫，所以學雜費調整應該考量到目前是low average，還是超過標準？關於這點要多加考慮，否則將難以競爭。
關於市場的需求方面，學校不會笨到市場已經招不到學生了，還拚命的調漲學雜費，致造成更多的學生進不來，這一點學校方面一定會加以考量。再看，目前有少數私立中學的學雜費比私立的大學還要高，為什麼一樣可以運作？我朋友的小孩讀私立高中一學年要付二十幾萬的學費，超過私立大學好幾倍，但一樣有其市場需求。如果今天學雜費一再下降，但是學生不願意進來就讀，學校自然會將這個科系淘汰。委員特別提到有哪些學校願意調降學雜費？當然有，因為有些私立學校收公立大學的學雜費，學校寧可不收5萬多元而收3萬元，甚至提供高額獎勵金補助，為什麼？因為他們希望能夠招到學生。關於委員認為我國就學貸款是世界最高，我個人並不認同，過去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發現國外同學每年都有許多就學貸款的壓力。
現在國際競爭激烈，也許私立科技院校不能像國立大學那麼有國際的競爭力，但是以私立技專院校來說，我們有校外實習、海外實習。以個人服務的學校為例，這幾年來派出150多位學生到國外實習，實習半年、一年，回來很容易找到工作，我們申請的是教育部的學海逐夢計畫，非常感謝教育部的支持，讓學生可以有學海逐夢計畫去海外實習。但是，還有很多學生我們認為他應該可以推薦出去實習、見習，可惜的是學校沒有那麼多經費可以送他出去，但是我們還是提供不太多的預算，補助學生來回機票費用，學生家長都非常感激。
關於這部分，我質疑臺灣到底是教育福利型國家？還是市場機制國家？我認為目前台灣不像是歐美國家的福利型制度，應該容許學校有自己行判斷的空間，圖儀設備提高的空間。我們都知道現在圖儀設備很貴，像電子資料庫的建立、專業期刊的訂閱等費用都很高。像我們學校一個科系所訂閱的專業期刊本來1年只要100萬元，因為版權的關係變成二百多萬，校方就會思考要不要停止訂，停止訂的話研究生就會說沒有期刊可看，還有專利權的問題，很多電腦軟體等都必須要有版權的授權，學校方面必須想辦法促成聯盟，以期能壓低版權授權經費，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非常敬佩教育部訂出一個學雜費調整政策是從新生開始實施，過去調整學雜費是全面實施，起碼要讓進來的學生知道，要進來這所學校的學雜費就是多少，至於還沒有進來的人，他可以自己選擇要去哪所學校。財務公開後可以讓要進來的學生知道他未來4年大學、2年研究所的學雜費要付多少錢，我覺得這是可以做到的。
本人站在私立科技大學校長的立場特別提出建議，請容許學校自己判斷，其實這個訂下來之後，我敢保證有很多大學還是不敢調整學雜費，因為一旦調整之後，學生收不進來，但容許願意把學校辦好的學校，可以讓學生獲得最好的照顧。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首先恭喜台大工會爭取一年多，終於成立了。
現在請國立臺灣大學工會代表黃守達同學發言。
黃守達同學：主席、各位委員。我是臺灣大學工會代表，臺灣大學工會主要是由研究助理和教學助理所組成的工會，我們今天所發出的聲音同時代表學校裡的學生及學校裡的勞工。
剛才幾位先進都有提到一件事，問題就在於錢，問題就在於學校沒有錢，剛才有提到我們對於大學的想像是什麼，也有提到公共化和市場化的論定。對我來說，這些問題要解決都很容易，答案也很清楚，答案是什麼？答案就是：既然沒有錢，那麼就請教育部把資源拿出來。
在教育部所提的三個方案裡面，我們看到它有三個目標，強化弱勢助學、改善反重分配，反映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提供公私立大學公平競爭環境。這三個目標乍看之下是彼此衝突的，為什麼衝突呢？在什麼情形之下，強化弱勢助學會和反映教學成本會合在一起，這兩者根本上就是衝突的。我們要怎麼一方面補助弱勢，一方面又從弱勢身上把錢拿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些彼此衝突的目標是有可能削減彼此之間的衝突，它是有可能不衝突的，這可能就是要教育部擴大教育經費，投入更多教育經費來弭平公私立大學之間的差距，讓公私立大學可以公平競爭，反映各個學校不斷增加的教學成本，來補助弱勢、來改善高等教育反重分配的現象。
剛才幾位先進不斷提到，我們要怎麼幫助弱勢？甚至在教育部的目標裡面，補助弱勢和反重分配是同等重要的目標。可是在教育部的方案裡是怎麼幫助弱勢的？我簡單整理了一下，它有一個心態、二個手段，但是卻有三個弊端。
一個心態是什麼呢？就是例外處理的心態，把弱勢當成例外加以處理，這樣的心態認為只要找到誰是弱勢，從其他學生隔離開來之後就可以解決弱勢的問題。
至於要怎麼處理？有二個手段，分別是就學貸款和獎助措施。可是為什麼說這樣的方案會有三個弊端？第一個弊端是就學貸款不能解決問題，只能延後問題。在此我引幾個數據來說明：2011年，高中職以上的申貸人數有四十多萬人，其中有96%之所以申請貸款是因為付不出學費，要減少家庭的開銷壓力。
此外，99年度第2學期休退學人數全台灣有八萬多人，其中有28%是因為有經濟困難或工作需求而必須休學或退學。我們可以發現就學貸款就大多數學生而言已構成很嚴重的壓力。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大學畢業之後就可以償還就學貸款，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不是，我們發現在2000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二萬八千多元，到2010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二萬六千多。在這10年期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減少的，再加上物價波動的幅度，整個薪資下滑的程度高達14%，試問在此情形下，我們如何期待就學貸款可以解決問題？它不能解決問題，它只能延後問題而已，這是第一個弊端。
第二個弊端是獎助學金的問題，獎助措施的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獎助措施面臨一個工作化的問題，也就是名為獎助學金，但實際上就是工作，而且有工作卻沒有保障。
台大工會成立其實就與這方面密切相關，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在台大，我們會撥學雜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幾作為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百分之二十幾看起來很多，但是其中有八、九成是作為研究生獎勵金，這麼多金額的研究生獎勵金，其實是台大各個研究所的零用錢，就是讓各個研究自己去聘僱所需要的工讀生而付出的工讀金，所以它根本上就不是獎勵金，它根本上就不是助學金，它事實上是工讀金，就是必須工作才能夠拿到這筆錢。而且更重要的是，學校不把這些人當成勞工，因為學校認為他們是學生。這樣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獎助學金工作化，它不止不能解決問題，還會製造新的問題，它讓大學校園裡出現一群不被勞委會承認、不被教育部承認的黑工。這也是為什麼台大工會要成立，這是第二個弊端。
第三個弊端，大家都知道，現在台灣社會面臨青年貧窮化的問題，勞動非典化的問題，我想相關的數據和資料都已經很多了，我在這裡不再贅述，我只要提一點就是沒有配套措施的學費調整，只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此外要附帶一提，也是剛才有提到的，教育部處理扶助弱勢的心態是一種例外處理的心態，這種心態其實也表現在教育部很多措施上、很多政策上是很軟弱的，是沒有決心的。像2001年，監察院曾經糾正過教育部，在相關的扶助弱勢的措施上，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最後我想提出個人對於整個學費議題的幾點意見：第一點，我認為除非獲得社會共識，不然學費不應該調漲，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點，學費在調整之前必須有幾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我們要改革大學治理的問題，就是剛才提到的，財務透明、公共科責的問題。
第二個前提，我們要調整目前公私校比例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讓公私校個別分擔起各自的任務的話，現在的比例很明顯是有困難的。
第三點，要改革獎助措施的問題，我們要獎助歸獎助，勞動歸勞動。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要擴大教育經費，課徵資本利得。整個問題是沒有錢，那麼就請教育部把錢拿出來，教育部如果有困難，這不是教育部的權限，那麼我們歡迎教育部跟我們合作，我們一起去向行政院要求、向財政部要求、向經建會要求，我們想辦法把錢要出來，這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事。以上幾點，謝謝。
主席：請蔣委員乃辛發言。
蔣委員乃辛：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關於大學學費調整的問題，本席在上個禮拜利用一次質詢的時候也請教過部長，我們今天站在教育單位來看的話，那一天部長的答復，是說因為考慮到成本的問題，大學學費由於很多年沒有調漲，但是學校成本不斷的增加，所以必須要調整大學的學費；然而家長的立場是什麼呢？是薪資所得有沒有增加，因此這兩個是完全的不同，當時本席在質詢時，本席曾跟部長說第一年調漲6%，第二年GDP成長3%時調漲5%，但是GDP跟所得有沒有正相關的關聯，依照我們過去10年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平均薪資所得跟GDP的成長是沒有正相關的，尤其是大學畢業生薪資所得是沒有正相關的。
本席這裡有一張表是這10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所得，大家可以看得到是一根橫線，當GDP成長到10%的時候也是這樣子，GDP降到負百分之一點多的時候，他的薪資所得還是這樣沒有變，就表示我們現在GDP的成長跟薪資所得已經沒有正相關，而薪資所得已經到谷底了，再怎麼變也變不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就像公家機關考量編列預算時，是先考量到歲出，然後再爭取歲入，就是量出為入；私人機關考量的預算，是先考量到可以有多少的歲入，再就歲入考量其歲出，是基於成本的觀念，是不是只能單一考量到成本的觀念，而不考量到薪資所得的問題，不考量到歲入的問題，這個也是這一次教育經費調整應該要考量的問題。
至於財務公開化，說實在的，我們身為立法委員想要看國立大學的財務都看不到，上網去查五項自籌款項都查不到，就是幾個大項目，自籌款項到底花了多少錢，是從哪裡募來的也看不到，只有審計單位可以看到，我們審查決算的時候，只看到審計單位決算報告中所寫的部分，因為憲法的規定，我們通過預算的人不能看決算，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怎麼樣透明，本席真的不知道。
因此今天我們考量到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在講政府經費的問題，本席認為政府經費是不夠，剛才台大工會以及前面的一位學者也提到過資本利得，資本利得造成薪資的不公平，現在很多美其名是低收入戶，由於他沒有薪資所得，但是他有很大的資本利得卻不用抽稅，而在薪資所得的歸納上是低收入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如何公平，這是大家要探討的問題。
另外，剛才也談到香港的問題，香港800萬人口8所大學，臺灣二千二百多萬人口一百六十幾所大學，我們的人口是他們的3倍，大學是他們的20倍，臺灣的世界百大1所，香港是臺灣的好幾倍，所以本席在立法院一直談到過大學退場機制，為什麼教育部不能夠實施大學退場機制，現在臺灣有需要一百六十幾所大學嗎？根本就不需要，但是每一所大學分攤下來，教育部的經費就相對減少了，為什麼不能夠從大學退場機制來集中相關的教育經費？本席認為這是教育部要考量的問題。
也就是說教育部到現在沒有一個明確的高教政策，我們的高教政策在哪裡？如果有明確的高教政策，本席認為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高教政策，以及薪資所得的政策，謝謝。
主席：請私立中華大學人文學院戴曉霞院長發言。
戴曉霞院長：主席、各位委員。聽了前面先進的報告之後，我想從一些比較不同的角度來看，首先，我想從世界趨勢的角度來看，固然我們都知道例如北歐比較偏左的福利國家，確實到現在還是在大學的部分不收學雜費，但是我們從OECD的報告，我們也很清楚看到現在的趨勢，是原來不收學雜費的國家開始收學雜費，原來就收學雜費的國家開始調漲，當然也有少數國家調降學雜費，主要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在很多國家高等教育都已經從菁英化進入了大眾化，甚至於進入了普及化的階段，所以整個高等教育的經費開始膨脹；第二，高等教育是兼有公共效益跟個人效益的，大家本來最簡單的方式，是公共效益的部分國家付，個人效益的部分個人付，公、私這兩塊其實是很難量化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接受過高等教育在一個正常的狀態下，他未來人生的前景，包括earning
power會比較高，所以他會有很多種私人效益，這個私人效益基本上不應該完全由國家來負擔。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在調漲學雜費的時候，許多國家都要提出配套，這個也就是我們一再強調要照顧弱勢，這個配套在有形方面不外乎貸款、獎補助，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做法，是non monetary跟錢沒關係，例如如何激勵本來比較不想唸大學的人去唸大學等，這是一個趨勢，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剛才雖然說有調漲學雜費的趨勢，但是從OECD的報告也看得出來，公共經費的支出，在OECD國家中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OECD國家平均有70%的高等教育經費是來自於公共經費，來自於私人經費只有30%。值得我們注意跟比較的國家，哪一些是低於50%的經費來自公部門，事實上，只有美國、英國、澳洲、日本、韓國。
所以整體來講，因為高等教育即使有私人教育，但是它的公共效益很大，國家還是要負擔相當比率，我們是落在低於50%的category，國家到底要出多少經費，我想可能不是我們今天能夠討論跟決定的。
如果從世界趨勢來看我國的部分，在座的先進都很瞭解，我們有結構性的問題，前面也提過，我們約30%的學生在公立大學，70%的學生在私立大學，而公、私立學生的社經背景，又有很大的落差，從申請貸款、免學雜費的資料可以看出來，最好的社經背景是在公立大學，接下來依序為私立大學、公立的技專、私立的技專，但是我們若從學費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看不出學費可以做為重要的index，也就是學費其實他應該跟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現在以及未來的return要相關。譬如說，我們常常引用跟我們比較相近的日本跟韓國，他們有相當比例的學生跟我們一樣在私立大學，但是他們學費的徵收，並不是所有的公、私立大學都是齊頭的。譬如說，我們看韓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range，我用2006年的資料來看，大致是2,000~10,000美元。日本的差異更大，他可以從4,800~26,000，也就是說，即使是私立大學，他給學生選擇的機會，你可以唸便宜的，也可以唸昂貴的。學費的diversity，重要的是他扮演某一種簡化的，當作是一種price，他融入了一些比較難以解讀的資訊，包括有形的投入，還包括這個學校長久以來建立的brand name。即使我們看公立大學，我昨天查了加州，大家都知道加州有非常明確的三個tier，一個是加州大學的UC系統。第二個是California state。第三個是Community college，我們若比較同樣的公立大學的話，可以看到以UC的系統跟州立大學就有很大的差距，我昨天查了UC Berkeley和California state，他們差距大概是將近13,000跟5,500的差距，所以即使是在公立大學，也不會用齊一的標準來收學費，為什麼這樣？假如我們把這個學費看成price的時候，其實他indicate了很多東西的綜合，我們現在的學費大致上只有分公立跟私立，當然剛剛校長也提到他有差異，但是他的差異我們從宏觀角度來看，並不大，他沒有辦法作為一個學生在選擇時的一種指標。所以回到我們今天討論學費的議題的話，我覺得公立大學學費的調漲幅度，固然可以由政府來決定，但是我個人會呼籲在私立大學的部分，要進一步的鬆綁，讓市場的力量進來。剛剛前面也有先進提過，或是吳委員也提過，為什麼私校不能退場，因為學生他不知道，或許我們在內部的人知道，我們這個學校的quality如何？但是學生不見得知道，而且各位也了解，在招生困難的時候，大學跟高中形成了聯盟，高中的 老師也一再的告訴學生說，你應該要進大學，但是學生進了什麼樣的大學？他沒有充分的資訊來了解他所獲得的大學教育，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大學教育？這個大學教育真的有助於社會流動嗎？還是他付了學費，他花了opportunity cost，因為他四年只能打工，他沒辦法fulltime工作，他沒有辦法去學其他的技藝，這樣對這些學生公平嗎？假如我們讓私立大學學費進一步的自由化，同時配以資訊的公開，包括註冊率、畢業學生的就業率等等。假設我們把它當作一種消費行為，讓學生知道他買的是什麼？他的未來是什麼？我覺得這樣對學生來講是比較公平的，所以我再一次的呼籲，對於學費我們是不是可以進一步的考慮自由化，謝謝。
主席：請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統計中心鄭光甫 教授發言。
至於第二階段就是牽涉到教育品質的部分，我想這個決定完全是在於我們權利的抉擇，也就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教育品質來給我們的下一代？當然，我們也可以一年用50萬或是5,000萬的業務費來做我們的教育，但是兩者的結果是不一樣的。那麼錢從哪裡來？在某種程度由使用者付費，我是可以接受的。而到底要付到哪個層次？國家又要補貼到哪個層次？這是大家可以討論的。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現在的學生幾乎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只要他願意而且付得起學費，就有機會上大學，可是我們是不是需要那麼多學生上大學？是不是需要那麼多的大學來提供學生就讀？剛才我們有談到後段大學到底有沒有必要存在來稀釋教育資源？我想這個問題確實是可以考慮的，我也呼籲教育部儘快組織一些委員會來處理相關問題，否則在更多的大學之下，只不過是讓我們的教育品質更形惡化。
總之，並不是每個學生進了大學之後，畢業就能找到工作，這要看他的學系是什麼？是否為社會所需？假如他挑選的學系無法符合社會需求，那麼再怎麼便宜的學雜費，畢業之後收入還是會很低！謝謝。
主席：請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等元副 教授發言。
王等元副 教授：主席、各位委員。我來自私立學校，對於今天討論的學費調整方案，基本上，我沒有代表我的服務單位，我的立場是有條件的要調整學費，因為我主要的觀點是站在所謂的弱勢學生。今天的公聽會是一個不同社會階層利益表達意見的場合，所以我今天的重點是站在弱勢學生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
從剛才各位先進的發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學費並不是不能調漲，而是要合理、有條件的調漲，這也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我國目前擁有彈性調整學費的機制，但是從現實來看，進行調漲的公私立學校的校數卻是逐年在減少，所以我想社會大眾應該要相信公私立學校的理性，他們會去評估市場機制，因此大家也不用太害怕。這是我從現況的一種觀察。
其次，今天教育部這個調整方案所提出的3個目標，包括反映教學成本並提高教育品質、反重分配現象、提供公私立大學的公平競爭環境等，如果我們把這3個目標回歸到整個學費調整機制的分析架構裡面，其實它是含括教育層面、經濟層面以及社會層面。在教育層面上，就像剛才幾個公私立校長都提過的，如果我們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的大學教育，確實是有一些調整的空間；相對的，誠如方才景文科大鄭校長所言，目前大學裡面圖儀設備的經費，調漲的幅度真的是超乎我們想像。其實我曾經在圖書館工作一段很長的時間，深深了解現在電子出版品變成主流，但是傳統的紙本式出版品也沒有被放棄，所以這個成本確實往上飆升，我想這是大家必須理性去了解的現實。如果沒有這些圖儀設備做為基礎，我們實在很難去談高等教育的品質，所以最後結果就是剛才幾位校長所憂心忡忡的－我們優秀的學生和 教授只好外流。這是一個大家不願見到的狀況。所以在大學治理方面，除了對學生代表所提出的問題，我要表示理解以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要反映成本，而且大學治理的資訊要透明化。
在經濟層面上，我們要談的就是公平競爭。以目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市場來看，它等於是一國兩制，所以以公立大學的體系和私立大學的體系相較，其實學生和 老師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的競爭環境。今天公立大學的老師和學生，進入這個體系之後，並不會去考慮到和私立大學之間競爭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已經是壁壘分明、一國兩制。同樣的，就學校本身來看，私立學校在經營上，也不會去想要如何搶奪公立學校的學生，因為這是一個經濟市場裡面的原罪，所以真的很難互相去搶學生。當兩個體系無法競爭時，這個教育市場就是一個沒有效率的系統，所以站在經濟層面來看，我呼籲應該要去改善這種競爭條件。
在社會層面上，有關弱勢學生的照顧，早上已有許多學者專家提出高見，配套也不少，不過，我深深感到教育的本質，在一個文明、民主的社會裡面，它應該是一個促進社會流動的平台，但是如果沒有相關配套的話，教育反倒會淪為階級複製的工具。我們當然非常不願意見到後面這種現象。從剛剛幾位專家的論述和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確實有這個疑慮。也就是說，社經地位高的學生享受更好的教育資源，花的卻是更低的成本。這個現象如果一直惡化下去，台灣未來的社會就會變成一個M型的惡夢。
所以，依據我剛才這樣的論述，我針對教育部這個方案所提出3個目標，作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在提高教育品質這個層面上，我們應該要擴大師生與校友的參與、資訊要透明化，最重要的是，大學治理要建立一個對社會的責信制度（adoptability），大學收了這麼多學費，可以自由化，這是全球的趨勢。可以不同的收費，但是，你要對社會、校園、學生去說明這樣的收費是如何的物超所值。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層面裡，公私大學學費齊一化。其次，把公立學校學生學費多出來的部分，成立一個學貸基金，作為對弱勢學生的社會性補償。我的理念是，出身寒微家庭不是罪惡，這個小孩出生在社群地位差的家庭，不是他可以歸責的。既然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可以歸責的，我們就不應該處罰他。所以，我沉痛地呼籲，我們應該趕快去設計這樣一個配套，讓優秀的學生得到學費的減免，甚至於獎學金。所謂的減免並不是無條件的，他進來這間學校以後，必須要努力才能夠得到減免。
主席：請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生聯合會張道琪會長發言。
張道琪會長：主席、各位委員。去年12月我們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同學應該也是在這個場地上，對教育部長蔣偉寧說了幾段話，雖然今天蔣偉寧部長沒有來，但我還是很願意重複一次我們那位同學講過的話，他說：「部長，我認為你是一位偽善的部長，我認為你是一位滿口謊言的部長，我認為你是一位不知悔改的部長。」他接下來說道：「我們有很多同學上街抗議，在那個時候是兩個議題，一個是反媒體壟斷，另外一個就是教育商品化的問題。」關於教育商品化的問題，他說：「我們很多同學因為必須要打工，無法來參加抗議。」我要講的是，我們這位當初跟大家一起在街頭上抗議的同學，他現在在幹嘛？他現在在打工。他是國立清華大學的學生，但他同樣也必須為了生計想辦法去掙錢養活自己。其實我們每一個學生都是人，我們面對的經濟困難跟大家所看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其中的差別在哪裡呢？我想，各位學者專家所擁有的物質、經濟背景和其他東西，其實跟我們這些還沒有社會基礎的學生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們可能很難理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難到底是什麼？我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大概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針對教育部關於本次方案的討論過程產生的問題；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教育經費的結構性問題；第三個部分，是我一直以來在大學的校務參與過程中看到的，但卻可能是教育部和各位學校的行政長官無法看到的問題。
首先，第一部分是關於教育部在這次方案上所面對的問題。一開始我們是在2012年4月底召開這個會議，教育部長蔣偉寧第一次跟我們見面的時候，說：「我們召開這個方案是為了解決長久以來學雜費的爭議。」當時我問他：「部長，請問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不是大專學雜費收取辦法的修正以及其他相關法律的討論？」他回答說：「不是。我們的四個會議層級沒有這麼低，我們可以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高等教育的未來等等的，我們都可以討論。由這個會議出發去進行各式各樣高等教育政策的設定。」但是，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從去年到現在包括在教育部裡面開的會－國教院召開的研究小組會議、教育部召開的公聽會，以及一直反覆不斷開的這些會議，總共開了12次。每次在會議上，教育部都跟我們講說：「學生不瞭解教育運作的實務，所以，我們要求你們學生必須要針對教育體制裡面運作的實際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我們其實每一次都提出具體的建議，但他們都沒有很認真地聽我們在說什麼。在這12次的會議當中，我都盡我自己的能力設法參與每次教育部的討論，然後，提供我們學生群體在我們自主組成的研究小組裡所討論出來的內容，只是教育部從來不曾接受過。
另外，我們在去年的公聽會上發生過一件事。事情發生在中部的公聽會現場，我們一開始只是想找同學進去舉牌抗議，未料那天台中教育大學來了一百多位學生，這些學生不是我們找來的，是他們自己聽到教育部要在台中召開公聽會就跑來了。後來的情況是，這些學生決定霸佔主席台，結果癱瘓了那次公聽會。所以，去年的「常態性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沒有通過。沒有直接把草案公布出來，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個理由。我要講的是，許多學生都已經看出教育部在這個方案上的問題，為何各位還是看不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其實很明確，就是教育部他們嘴巴上喊的方向、目標跟他們實際上執行的手段，中間有非常大的落差，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同意他們的方向就同意他們的手段和政策施行的目標。這是最大的問題。關於這裡面的矛盾，其實剛才黃同學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所以，這個部分我就先講到這邊。
第二部分，是關於經費結構的問題。剛剛大家都有提到，就是我們的高等教育由於走向普及化，所以，必須要由受教育者支付這個成本。我要講的是，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在支付這個成本了。我們的高等教育從1994年開始擴張，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不斷地有私立大學增設，教育部沒有增加他們的經費，這些大學為了籌取經費來源，必須要向學生收學費，而這些學費一年一年地高漲，學校收進來的學費愈來愈多。如果你們去看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我們現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兩塊，公部門每年花的經費大概一千多億元，這一千多億元裡面至少有八成以上都是由學生的學費來的。也就是說，過去十幾年來我們增加的教育經費不是藉由公共教育預算的增加，而是藉由學費的增加，直接從學生身上拿取。這件事情早就已經發生，而且已經發生十幾年了。過去十幾年來，學生的反高學費運動所在喊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一直沒有看到這個問題。他們現在反而說，由於公立學校的學生享受了太多資源，所以，我們必須要跟公立學校的學生拿更多的錢。這個產生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已經只剩下公立大學可以唸了，如果我們的學生考進公立大學是勉強可以負擔、可以把它唸完，並找到較好的工作。事實上，我們好不容易花了十幾年時間，每天都在補習班唸書，放學後不能跟同學出去玩，也不能享受年輕人應有的人生。我們花費十幾年的人生進入公立大學，得到的結果竟是教育部跟我們講說：「你們享受了太多社會資源，所以，你們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學費。」
關於經費結構的問題，剛剛講的第一個是總體經費的問題，我們認為，高等教育的擴張必須要跟教育部的總體經費增加有關，但是，過去並沒有。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其實看到教育部現在把教育經費分成兩大塊，一塊叫做經常型經費，另一塊叫做競爭型經費。我們從過去的討論中看到，所謂競爭型經費，也就是五年五百億以及教學卓越計畫，這個經費的名目其實是從2004年才開始設計出來的。它表面上看起來是競爭型經費，但其實是按照學校的排名以及所擁有的資本分配下去的。而且，一定是從最好的學校開始分，然後再分到最不好的學校。也就是說，競爭型經費並不是為了補助各大學的發展，而是為了分配給更好的學校，讓他們做更好的發展，去做所謂的世界性競爭。在這個情況下，教育經費的增加永遠沒有辦法分到弱勢學生的身上，這是教育經費結構分擔上的問題。由於時間不足，後面的部分我先不講，就講第三個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在大學學校的校務運作裡面看到的問題。我現在是我們學校研究生聯合會的會長，同時，也是校務會議委員以及校務經費稽核委員會的學生與會代表。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在校務會議的體制裡面，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的權限是不明確的。校方跟我們學校的經費稽核委員會說：「你們只能監督，不能提出建議。」也就是說，他們就算可以看到很多資料，也沒有辦法影響學校的決策方向。而且，如果校方的決策錯了，他們沒有辦法改，只能接受結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政大的水岸電梯，我們看到學校花了非常多的經費建造了一座美輪美奐的水岸電梯。可是，它對於教學並沒有幫助。再者，學校的監督委員也沒有辦法對這件事情提出任何勸阻或阻擋。然後，學校就是這樣做了。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這些都需要用制度去改變。教育部卻只有提出口號，並沒有對這些問題提出真正的做法。
主席：請世新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代表陳廷豪同學發言。
陳廷豪同學：主席、各位委員。我堅決反對調漲學費！反對到底！調漲學費的政策根本就是錯！錯！錯！在講反對漲學費的理由之前，我先就我個人的例子來談現在大學生的生活處境。我一個學期的學費將近5萬元，光是伙食費，一個月大概1萬元；外加住宿費、水電費、網路費、書籍費，林林總總一個月也要1萬元，所以，平均一個月的生活費差不多要2萬元，一學期4個月大概要8萬元。也就是說，半年的生活費加上學費，至少需要13萬元，一年就要26萬元。這樣的生活費算不算多呢？也正好跟高師大教育系一位陳麗珠 教授在2009年發表的「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相去不遠，這篇論文中指出，台灣一名大學生平均一年就學所付出的成本，約需23萬元，大學4年總共要付出100萬元。何況還有學生要讀研究所，三、四年的研究所求學費用可能又要100萬元。23萬元或26萬元對有錢人來講，或許不算什麼。對教授來講，可能也沒什麼。但是，我可以用一個數據告訴大家23萬元或26萬元到底貴不貴？
大家要知道，台灣若依家庭所得區分為5等分，其中後20%的家庭每年僅有31萬元的收入，後20%到40%的家庭每年收入是57萬元。因此，以列為中低收入的家庭來說，光一個大學生的學費就用掉整個家庭收入的四至七成，若是有兩個大學生，這個家庭根本就過不下去。
另外，在「常態性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中，教育部自己也說，在協助弱勢助學措施的人數比例中，私立大專院校的學生每5位就有1位要接受協助，公立大專院校的學生每8位就有1位要接受協助。這樣的比例難道不夠高嗎？我要強調的是，這樣的比例還不夠高嗎？再者，其實教育部自己也知道，私校的學費高，弱勢學生大部分又都是讀私校，所以，這根本是反重分配的現象。但是，教育部對於這種反重分配的現象，提出怎麼樣的辦法？他們提出的辦法竟然是，把公立大學的學費調漲成與私立大學一樣，這不是太荒謬了嗎？我們看到現在私立大學的學費較高，但教育部卻不補助更多的私立大專院校的經費，反而想要讓公立大學的學費漲得跟私立大學一樣。這樣不是把公立大學學生的負擔拉得與私立大學一樣嗎？何況當我們學生覺得教育的本質還是啟迪民智，甚至可以讓人從中發現自我、追尋人的意義與價值的時候，曾幾何時受教育用的學費竟然被政府拿來當作重分配的工具。我們全體學生一致認為，真的要做重分配，就應該要回歸到合理的稅制來解決，而不是透過受教育的學費來解決。一旦把學費當作受教育的門檻，豈不是把窮人全都趕出校門了嗎？剝奪人們的受教權，這難道是大家所樂見的嗎？我實在搞不懂制定政策的官員們在想什麼？再者，大家也不要在這邊講什麼學貸有用，學貸其實只是延緩還款的時間，這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些數據，主計總處在1月間公布的計算中，其實已經談到大學的薪資倒退14年。我國的累積物價指數，從民國97年到民國100年，已達5.4%。於此同時看到企業的營業利潤占我國GDP的比率，從1990年的29.62%上升到2010年的35.35%。然而，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看到國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增長，集體薪資所占GDP的比率卻從51.71%下降到44.5%。這代表台灣隨著高校的擴張，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情況下，整體勞動力的品質是提升的。當企業主賺進大把鈔票，享受大量廉價的技術勞力時，薪資水準卻未如實反應在勞工身上，這樣的情況下，學生還能不唸書嗎？我們如果不唸書，恐怕連受僱的機會都沒有了，只好不斷增加自己的學歷，大學四年唸完花100萬元，還不夠，還要繼續唸研究所，研究所三、四年下來，要再花100萬元。延長自己的學歷總共要付出一百多萬甚至兩百萬元的學費。此時教育部居然還在方案中不顧現實地說：「其實大學不是義務教育。」現在大學雖然不是義務教育，但是，請問各位，你們敢讓自己的兒子不唸大學嗎？當每個人都有大學唸的時候，教育部居然說因為大學不是義務教育，所以，大學是可以選擇唸的，學費上由受教者自由承擔。這合理嗎？教育部不顧現實的情況下，還要漲學費，我覺得太不合理了。事實上，不僅高學費以及薪資所得不公的問題，剛才世新大學校長也曾提到，教育部不斷降低各校的補助款，公務人員的薪資還漲3%，油、電又雙漲，因此，我們學生會一致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就必須要改變不公平的稅制，向有錢人多收一點稅，以擴大教育經費、投入高等教育經費，這樣才夠。短期而言，要補助私立大學，私校學生的學費降為與公立學校一樣。長期而言，全部的大學學費都應該要再往下減。真正回歸到教育的本質，不要再讓學費成為學生們學習的門檻。
主席：請李委員桐豪發言。
李委員桐豪：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大專院校學雜費的調整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高度困難的問題。大家非常清楚，站在學生的立場，學生很清楚地說他們不希望學雜費上漲，因為他們有生活的壓力。站在學校經營者的立場，他們則說非要漲學雜費不可，否則，經營上會有困難。站在教育部的立場，他們說：「我們已經盡力照顧弱勢的群體了，政府的經費有限，所以，我們已無法再幫忙各位了。請各位好自為之！」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學者專家也討論到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那就是政府一開始的時候定了一個教育政策，這個教育政策希望大學普及化。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甚至把憲法都修了，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我們連這條都修掉了。所以，我們自己做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教育經費無法提升，另一方面我們又廣設大學、普及教育。而在台灣的特有環境之下，導致今天大家都想去讀大學，可是，政府卻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應付，這是一個困難。剛剛我看到、也聽到吳思華校長提到（雖然我不在現場，但我在研究室可以看得到），我們面對著一個國際教育市場的競爭，我們甚至沒有辦法用現有的制度來吸引好的老師。我這邊特別找了一些資料來跟各位說明，就以美國的資料來看，美國的經濟學家，像我這樣的profession，這個profession待遇並不是最高的，如果進到財務的話，他的薪水還要高30%至50%。以經濟學家而言，一個教授可以拿多少錢，要看這個教授到底是給博士學位授予的學校，還是給一般只是給予學士學位授予的學校。這個薪資是不一樣的。而且，是資深的教授，或是資淺的教授，也不一樣。我只是拿這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就以助理教授而言，在美國，一個資深的助理教授平均的薪資在美國是95,995美元，這是給予大學博士學位的；如果沒有博士學位的，是80,167美元。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已經得到終身職 教授，而且又是資深教授，授予博士學位的這樣一位大學教授，他的平均薪資是204,800美元，而沒有給予博士學位，是碩士或學士者，平均薪資是97,500美元，這是因為學位的不同、需要的資深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甚至連地點都會有影響，譬如，在羅得島的教授平均薪資，是130,990美元。但是，在康乃迪克、華盛頓特區，教授的平均薪資則是只有八萬多美元。這說明了同樣是大學教授，他們的待遇其實有所不同。在美國，看你學校的複雜度、你所處的位置以及你的資深程度，會有不一樣的薪資。而我們呢？我們的大學教授薪資，原則上是齊頭式的。跟你的科系、你學校的特質以及你所處的區域都沒有關係。這說明了一件事，一方面政府的經費不夠，另一方面是分配機制過於僵硬。所以，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必須要推動，鬆綁必須要進行。不過，鬆綁的過程如何保障到我們真正弱勢該被照顧到的學生？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親民黨認為，第一件該做的事，是教育部應該積極增加經費。必要時，在預算編制上，我們會強力要求教育部在經費上的爭取要能恢復到過去憲法所給的承諾，縱使憲法不存在。但是，在轉換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要重新檢討今天我們對於公、私立學校在管理上的僵硬性。如果今天我們對於所有的管理都是這麼僵硬，沒有鬆綁，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教育改革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主席：請十二年國民教育民間辦公室謝國清執行長發言。
謝國清執行長：主席、各位委員。剛才聽到幾位大學校長都在提說大學經費縮減、補助減少，聽起來這個邏輯是說，當教育部給的經費減少，沒有維持或沒有增加的時候，我們就來漲學費；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但好像不太通。然後，我也看到教育部在「常態性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完整版第3頁當中，提到高等教育公共化那個議題，最後在結論的時候，它是這麼寫的：「高等教育公共化雖然有助於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但是，第一、基於目前政府財政能力的限制；第二、因高等教育在我們仍非屬義務教育。第三、若高等教育之經費由全體納稅人承擔，不但有違租稅公平，而且，可能導致有限資源的浪費。因此，有必要建立高度的共識，方能落實。」我看到這3點，想到高中、職的學費好像也一樣有問題。高中、職也不是義務教育，很多民間人士認為高中職不要全面免學費，應該要排富，省一些錢。政府的財政能力限制，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教育部就說高中、職一定要全面免學費。既然如此，為什麼在這裡就不行？我不太懂。同樣是教育部，面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再者，這次教育部的調整方案裡面很強調「反重分配」。其中它提到一件事情，如果漲學費之後，我們把提供給中低收入戶弱勢學生的補貼經費，從原來的十分之三提升到二分之一的結果是，公立學校的學生本來是負擔3萬元，補貼十分之三的話，弱勢學生需付21,000元；如果補貼二分之一，就只須繳15,000元，省下6,000元，受惠者大概有五千人。可是，私立學校若是改為補貼二分之一，原本學生需負擔55,000元，弱勢學生變成只要繳27,500元，大概有二萬三千人會受惠。27,500元大概就是公立學校學費3萬元那樣的水平，有二萬三千人受惠。我心裡在想，為什麼不乾脆讓這二萬三千人去讀公立學校？他們讀私立學校其實一樣要付相當於公立學校的學費啊！為什麼不讓他們去唸公立學校？教育部還說要逐步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的收費差距。換句話說，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學雜費將是一樣高的。我不知道有哪個國家的公、私立學校的學雜費是一樣高的。我想，從幼稚園、國小、國中一直到高中、職，都沒有這樣子的，為什麼到了大學，公、私立學校的學雜費要一樣高？教育部寫得非常好看，他寫道：「要讓弱勢生不受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異的影響，能夠依個人興趣和意願，適性選校。」我想，在座各位都知道，讀私立學校的孩子並不是自願去的，而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弱勢，而且，我們現在的制度逼得他們不得不去唸私立學校。我覺得教育部這個講法非常奇怪！所以，我認為，教育部談「反重分配」根本是走錯方向，我們都知道，公、私立大學的比例是3：7，如果真正要反重分配，就應該把這個比例顛倒過來，變成7：3。我提一個建議，就是把現在的公立學校全都賣掉，然後，用所得的錢買進那七成的私立學校。這樣才是真正的反重分配啊！對不對？乾脆就把公、私立學校翻轉掉算了，否則，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要不然，就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們看到教育部在方案中寫說除了調升，還有調降。調降的部分裡頭有一個因素，叫做「獎助學金提撥比率未達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三者」，這個可能要調降。事實上，提撥與實際發出去的可能不太一樣。我認為，假設我剛剛大膽建議的「三七比例反過來」做不到的話，是不是應該要求現在所有的公立學校，大量釋出保障弱勢生的名額？也就是我剛剛講的，讓私立學校的那二萬三千個弱勢生，能夠進入公立學校就讀；而不是利用漲價的方式，去補貼弱勢生的學雜費。如果用現在這種漲價方式的話，那麼，現在公、私立學校比例的不均，或者，因為現在的制度逼得很多弱勢生不得不去就讀私立學校等等，就是政策有問題啊！政策有問題，卻要家長來買單，然後，把A家長的錢挪給B家長，這也不合理吧？所以，我完全反對在這樣一個理論之下漲學費。我認為，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談反重分配，就應該認真地去討論這件事情，而不是用這個方式。
最後，我對於「要逐步拉近公、私大學學雜費差距」這個論調深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如果真要這麼做，要不就把所有的學校全都當作私立的，要不就把所有的學校都當作公立的，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拉近所謂公私立大學學雜費的差距。
主席：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戴伯芬理事長發言。
戴伯芬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我代表高教工會在此地表達工會對於目前高教環境的憂慮，我想，我們先看看目前的高教環境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私校的學生有很多都是在教室裡面趴在桌上睡覺，因為他們課餘去打工都累趴了。從2008年到2011年，有1,177位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消失在大學校園中，等於每個月有大約20位大學的專任 老師不見了。社會大眾看到博士賣雞排，是一個可怕的教育人才誤置，但是，這些消失的教授在家失業、待業，其實大多數都沒辦法出走。這可能是整個社會當中隱藏著的問題。我們的高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剛才很多人都提到，大學學費的調整，基本上，目前是依市場機制來進行。然而，整個高教的政策，甚至整個教育的政策，基本上，卻是國家高度介入的。以102年度教育預算的編列來看，高教的預算656.98億元，其中公立大學拿走了484.59億元，私立大學只分配到68.81億元。也就是公立大學拿走了將近73.8%的教育經費，私立大學卻只分到10.5%的經費。拿走這麼多國家經費的公立大學，不願意扮演教育公共化的角色，卻要依市場機制來調整大學的學費。只拿到10.5%經費的私立大學，卻被國家用各種行政法規層層地綁住，不能依市場機制來調整它的學費或其他部分。我們政府的高教政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表面上是市場機制，實際上根本是一種偽市場機制。就是我們的高教資源分配的邏輯在創造國內公、私大學的不均，也就是我們高教的教育資源分配邏輯在創造貧富不均。貧窮家庭的小孩大多數是唸私立大學，這個部分在楊正誠和陳世佳兩位教授的研究報告裡可以看到，我們有四成二的私立大學學生有學貸，公立大學則是只有29.6%的學生有學貸。來自低收入家庭未獲家庭學費支持學生，在私立大學有46%，公立大學只有35.7%。我們整個扭曲的高教政策，創造了高教的反重分配機制。所以，現在教育部要用市場機制來談學雜費要如何調整，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首先我們看整個大學的擴張，就是過去高教市場化的結果，因為原本只有三成的人可以念大學，現在則是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可以念大學。這麼多大學生的增加，當然會稀釋高教資源。大家都知道，未來即將面臨少子化的危機，所有的人都在談少子化的危機，可是，少子化並非只是危機，它其實是高教的轉機，因為它意味著我們人均的教育資源分配比會提高。現在有這麼多大學生，以後大學生會變少，照理說，未來我們的人均教育資源應該會提高。在這樣的思維底下，為什麼我們的大學學雜費還要漲呢？這其實跟我國的大學體制有關。我覺得，大學教育資源與政策的誤判是整個高教一個歷史錯誤政策的結果。我們來思考，這一次的大學學雜費調整方案到底可以創造多少大學的經費。103學年度公立大學學雜費漲6%，以目前大學生人數42萬計算，假設全部都調漲，最多也只能收到35億元。104學年度公、私立大學都可以調漲5%，我們的公、私立大學學生總共約有130萬人，在全部都調漲學雜費的狀況下，大概可以增加58億元。也就是說，35億元加58億元，我們總共可以從家長和學生身上搾出93億元高教調整的經費。這個93億元我們難道沒有辦法從其他管道取得嗎？比如說，「5年500億計畫」除了台大有進步之外，其他學校大多沒有起色。所以，現在評估的標準從世界的百大，降到亞洲的百大。我們的教育肥貓從1,300人增加到現在的2,500人，每人每年溢領100萬元，起碼就分食了25億元的教育經費。很奇怪！明明已經知道未來少子化的趨勢，從2006年開始各大學還是拚命興建「蚊子館」，我們的大學興建校舍樓地板面積從2,200萬平方米大量增加到2,500萬平方米，成長率高達12%，總共花掉高教資源起碼780億元。明知未來是少子化社會，為什麼我們需要興建這麼多校舍？擴增這麼多的校地？這是我們非常質疑的問題。
最後，我想，教育資源不夠，這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現實。我們到底要把教育放在整個國家發展政策的什麼位置？我們要在既有的教育資源底下去爭奪有限的教育資源，還是要擴大整個教育經費的大餅，達到原來我們預期的15%這個比率？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要努力去思考的問題。重新開啟教育捐和資本利得，這個不但更符合公平，其實也可以直接解決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國防預算有2,000億元，減少百分之一的國防預算，我們就可以促進亞太和平、減緩亞太地區的緊張情勢。最近大家都看到北韓飛彈攻擊的威脅，我們台灣的武器大部分都是備而不用，而且也不想用。所以，為什麼不減掉國防預算呢？核四這個議題引發這麼多爭議，結果政府還要擴增500億元去興建核四。如果把這些錢拿來補助大學裡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豈不是更具意義？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經費預算來解決目前的高教問題？對台灣這樣一個小島來說，人才是百年大計，也是台灣未來社會競爭力的部分。如果我們讓教育的環境當中，看到的場景是學生課餘去打工，上課時卻在課堂上睡覺。然後，有博士去賣豬排，甚至有很多教授出走或流浪。這是我們要的教育環境嗎？我想，這是在座的所有教育同業都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主席：請大專教師會協會黃維富常務理事發言。
黃維富常務理事：主席、各位委員。我是大專教師會協會常務理事黃維富，也是華夏技術學院副教授。我們談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滿不錯的一點是，至少政府已注意到學校確實有經費不足的困難，所以今天才有機會在此和大家談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認為解決教育經費不足最主要的關鍵是把餅做大，把餅做大的方式是，我們都知道在90年代有一個很響亮的口號是「使用者付費」，所謂「使用者付費」有幾個層次，我們現在一直著重在政府補助、學校的捐款以及調高受教者的學費等等，其實，我們漏了一大塊。教育體系教出來的學生最終給誰用？企業。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哪邊？為什麼企業不需要出一毛錢就可以把我們這麼重大的資源，假設教育經費和之前憲法規定的一樣占中央政府預算的15%，這麼大的資源全部拿去用，結果它不需要付任何費用。我們一直在講高速公路是政府拿錢出來蓋，可是我們使用高速公路還是要付錢，對不對？這部分為什麼我們不能拿出來談？所以把餅做大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把對象擴大，否則會出問題。當然，談到「使用者付費」，初期的作法不能很劇烈，比如剛才李桐豪委員或其他委員、先進都有提到，如果徵收初期以6%來計算會增加多少經費？大概是4年93億，一年約23億元，由全國幾十萬家企業共同分攤並沒有多少錢，所以政府可以處理所謂教育捐的問題。
其次，如果真的連今年7月學雜費出爐後還是不夠時怎麼辦？我們可以這樣做，受教者付點費用也是應該的，至於這部分如何分配的問題，前面先進已講了許多，我不再贅述。我要講的最主要一點是，我們不能以GDP成長率來作為是否調整學費的依據，這是很荒謬的。何以荒謬？比如98年經濟成長率是負的，因為98年基期很低，所以99年的經濟成長率馬上提高到10.76%，遠高於3%，難道這樣就可以調高學費了嗎？這是非常沒有道理，怎麼講也講不通的事情。如果企業的教育捐出爐後教育經費還是不足，我們建議可以實質平均薪資做一考量，檢視現在與10年前相較實質平均薪資到底有無增加，如果實質平均薪資增加了，那就勢必牽涉到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比例，這樣對家庭來講是很大的傷害，為什麼？那表示家庭成員必須在食衣住行方面開始節約，才能提供下一代的教育支出，所以我覺得這個作法比較能夠貼切社會真正的脈動。因為我們現在薪資已經倒退13年了，但是我們的學費還在調高，那等於是把我們掐死，叫我們的孩子不要唸書，出現了這種現象，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再則，縱然我們同意調整學費，也必須進行實質審查，因為校內的調整機制，老實說，校方只要找幾個乖乖牌的教授、老師提一提，霹哩啪啦馬上統統通過，幾乎沒有反對的意見。就像有些學校沒有工會，也沒有教師會，甚至縱然有教師會也故意將其排除在外，讓校方可以為所欲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不知道教育部有沒有注意到這種現象，這也是相當無法透明化。再例如稽核委員會，有的學校本來教師會或工會可以參與，結果校方拿著教育部的函說教育部說不需要，就馬上把教師會或工會的成員踢掉了，教育部好像也無動於衷、無所謂，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很希望公私立學校能夠齊平，讓每個人受教育的機會是一樣的，至於讀公立、私立如何去補貼，讓受教者的教育機會是均等的，這部分前面的先進已經講很多了，我就不再贅述。
我們期待教育部也要注意節流的部分，其實很多學校沒有達到經濟規模，所以我們期待立法院跟行政部門一定要提出一個強制併校的方案，因為達不到經濟規模其實都在浪費錢，比如2,000人的學校有一個校長，15,000人的學校也是一個校長，30,000人的學校還是一個校長。我們建議政府可強制學校併校，比如政府訂定一個標準，當大學學生確實低於一定的標準之後就強制併校，私立學校很簡單，只要公有民營或者民有公營，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民有公營，一樣可以做，不是不能做的。財團法人是私人的，因為你是捐資興學，不是投資興學，如果你要賺錢，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心態。當私人是捐資興學時，我們可以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法，採取私有公營，照樣可以做，可以併校，絕對不會有什麼法律問題，只要立法院能夠通過，我相信這不是問題。
以下我提出一些簡易的建言，囿於時間有限，我不想拖得太長，詳細的內涵，有機會我再向大家報告。我建議初期調漲部分由企業依照僱用人數加權教育程度全數支付，至於如何分配及其抽取，這是技術問題，我想財政部稅捐處比我厲害太多了，他們什麼錢都可以課徵得到，真是佩服他們。收來的錢專款專用，至於如何分配，我在此處也無法談太多。一旦萬一不得已必須向受教者提高學費時，我們建議一定要依據實質的平均薪資以及不增加教育支出的平均比例水準來調整，這樣百姓才不會受苦。我相信立法諸公跟公務員秉持愛民的心態應該可以考慮這個建議，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關於校內調整薪水部分，我們希望能夠進行實質審查，提撥比的部分，我們希望公立多於私立，然後讓兩者調整得差不多一樣。教育部的經費一定要提高到像剛才李委員講的，憲法之前所保障的比例。在節流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強制併校，而且要公開學校使用的經費，稽核委員一定要含工會以及教師會的代表，不然校方就可以為所欲為，根本無法進行稽核，連看都看不到。我報告到此，謝謝各位。
主席：15位代表第一輪發言均已發言完畢，現在先休息5分鐘。待會休息結束後，先請教育部簡要回應，然後開放第二輪發言，所以休息時間請同仁協助登記第二輪發言的出席代表。
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現有兩位委員登記發言，請教教育部相關問題，所以先請委員發言。
第一位請陳委員學聖發言。
陳委員學聖：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我的發言不是質詢，我有三個問題，待會請教育部發言時給我答案。第一，公立大學的校長或學校人士是否要負責募款？募款是否是一個校長重要的評量標準？第二，到底私立大學的財務狀況能不能透明化？例如剛才華夏技術學院的黃 教授談到稽核委員會的問題，請問你們是否看得到學校的財務狀況？比如最近有一些兩岸交流的短期生及一些外籍生，他們的學雜費有沒有計入學校的收入內，還是只有計算本地生，所以我們看不到另外一塊的財務？第三，能否請教育部回答，這次如果調整學雜費，是否只是替一些得到癌症、本來就應該退場的學校打點滴，讓其延後結束？教育部有沒有這種想法，是否應該弄清楚？以上三個問題，請第二輪發言時給我們明確的答案。謝謝。
主席：請許委員添財發言。
許委員添財：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本席證實這一次教育部是配合某些大學要調漲學費，所以教育部也吩咐、交代各大學在自己的選區去遊說立法委員不要在立法院反對，最好能夠贊成。我想教育搞成這樣子，好像不是很正當吧，好像也不是正辦吧！好朋友打一通電話遊說我們，我們當然也不好在這邊像原來那樣拍桌子大吼大叫，也會收斂一點，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這樣好嗎？不調漲學費，你們入不敷出，學校辦不下去；若調漲學費，學生打工的更多，舉債的更多，不來上課的更多，學校不敢當學生的情況更嚴重，惡性循環怎麼辦？到底現在有多少科系學生不用上課，只要註冊，考試不通過就補考，補考到最後仍然考不過，改成書面報告都可以讓他畢業，這種情況到底有多嚴重，請教育部做個調查。
我的朋友從美國回來教書後發現，校長竟然要求他不可以當掉學生，學生明明整個學期都不來上課，可是教授又不能把學生當掉，最後他辭掉工作，現在我的手機裡面還有他給我的e-mail，他只能搖頭嘆息回去。我認為與其讓學校賣文憑，不敢當學生，騙學費，讓學生拿文憑去騙社會。我不是鼓勵買文憑、買學歷，但是像哈佛大學就有公開的不成文規定，只要捐一千萬美元就給一個紀念牌，而且還保障捐款者的子女可以進入哈佛唸書。這部分請教育部待會做個回應，這種狀況我在美國聽了許多，但是社會對此並不反感，畢竟能夠捐一千萬美金以上的人並不多，而且也有其社會地位。它不是用考試的，而是用甄選的，與其黑箱作業、私相授受，不如公開讓它形成不成文的規定，某個標準以上社會公認，在台灣如果有人捐款一、兩億元，學校就不用調漲幾百塊或幾千塊的學費，大家就可以真的拚實力認真讀書。
現在不是莘莘學子不想讀書，而是他的三餐不繼，他活不下去，又要學歷、又要生活，在兩難之間，最後偷雞摸狗，國內少子化又興學不力，導致學校招不到學生。你看我們的台大排名世界第134名，在亞洲排名第14名，世界排名百名的大學中韓國有3所，荷蘭有7所，日本有3所，香港有2所，新加坡有2所，中國也有2所，台灣沒半所。台大都這樣了，其他一百多個學校怎麼辦？政府重量不重質，大家為了生存苟延殘喘，這樣下去教育的根都爛掉了，這不是調漲學費可以處理的，調漲學費反而會惡性循環。此時我們發現學生面臨兩難，學校也面臨兩難，教育部也面臨兩難，搞到我們立法委員也感到兩難，這個困境怎麼跳脫？教育部有責任對我們委員同仁回覆一下。謝謝。
主席：現在請教育部陳次長對各位委員及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作一回應。
陳次長德華：主席、各位委員。很高興今天委員安排此一公聽會，顯示大家對於整個學費問題的關切，今天各位所表達的所有意見，教育部都會納入作為整個教育部施政的參考，我相信部長也會聽到各位的意見。
其實學費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依照大學法跟私立學校法的規定，教育部必須訂定學費的收費上限門檻，這幾年來，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教育部是透過行政去凍結所有大學學雜費的調漲，基本上依法來說教育部並無這樣的權力，但是各大學也能體認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所以大部分都願意配合，但是這個問題不能長期用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過去一年當中，積極希望訂定一個常態性合理的學雜費調整方案，這是整件事情的背景。基本上現在也有一個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各大學如果依照那個標準來調整學雜費，大家認為並不是很適當，所以必須要去修訂相關的辦法，這是第一點首先要向各位說明的。
第二點要向各位報告的是，今天大家談到很多對於用GDP為學雜費調整參考依據的意見，基本上GDP是一個凍漲的條件，並不是一個調漲的機制，換言之，我們也考量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現況，如果GDP成長率沒有達到一定比率時，我們希望大學學雜費在那一年全部凍漲，這是當時設計的基本想法。至於陳委員所關心的，調漲學費是否會讓一些應該退場的學校反而能夠苟延殘喘？我想這是兩件事，因為基本上並非所有學校都能調漲學雜費，我們還是訂定了許多相關的條件，沒有達到這些條件的學校基本上不能調漲學雜費，而且就現況來看，即使教育部不管，類似這樣的學校也不可能調漲學費，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很多人都提到縮減公私立學校的差距、提升整個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政府的教育經費或者課徵所謂的企業利得等等。在企業利得方面，或許財政部可以作一些相關說明。我想爭取擴增教育經費絕對是教育部的責任，教育部這幾年來，我們也非常積極努力在做，尤其這兩年，即使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不理想，整體教育經費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成長，但即使我們再努力，在立法院大家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認為如果教育經費有增加，應該優先用在12年國教、中小學教育及技職教育，絕對不認為應該優先用在高等教育，這一點我想大家應該心裡都有共同的感覺與認知。
第四點，事實上我們這次所提出來的是一個常態性的學雜費調整方案，我們希望它是一個調整的機制，而不是完全從調漲的觀點去看。一方面我們希望學雜費的調整合理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學雜費調整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從學生長遠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從學生長遠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大家關切的是學雜費儘量不要調漲、維持目前的現狀，但我們現在考量的是，對於學生未來在整個國際化的平台上，我們的學生的競爭力到底在哪裡？就像剛才有幾位校長特別談到，大家若因此壓制教育的資源，讓整個教育的競爭力無法提升，我覺得這樣對學生的權益反而是一種傷害。另外一方面，這種現象也反映了，大學教育雖然日趨普及化，大家是否能珍惜此一教育管道與機會，藉此提升個人的競爭力，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第五點，這次學雜費調整方案中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我們希望未來整個學雜費的調整是從新生開始實施，也就是說，學生在進入學校前就知道未來每年要負擔的學雜費到底是多少，而不是新生入學後再每年調整，這是在整個制度上非常大的一個改變。第二個部分，我們也希望在這次的學雜費調整方案中能強化弱勢學生的照顧。公立學校調漲學雜費之後，我們會酌減部分公立學校基本運作補助經費之外，教育部也會另外再編列相關經費來配合，其中包括對中低收入戶學生的學雜費減免標準，希望從原來的30%提高到50%，另外，希望家庭年所得低於70萬以下的學生都能獲得一些就學相關的減免補助。剛剛也有人談到，受限於台灣的整個稅制體系，是不是真正非常需要幫助的學生，基本上最瞭解的是學校，所以我們也要求學校本身在學雜費收入裡面一定要提撥相對的比例來協助弱勢學生就學。在整個學雜費調整的機制裡面，很重要的一點是校內本身的調整機制必須更公開，財務也必須更透明，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視，也課予大學本身對社會應負擔的一些責任，這是教育部努力的目標，以上簡單補充報告。謝謝。
主席：教育部的回應不知是否回答了委員的問題？好像都沒有耶！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次長，可否談一下短期交換生跟外籍生的學雜費收入有沒有進入學校的運作體系中？
陳次長德華：所有各種收費，包括短期交換生、僑生等等，基本上學校的所有收入都應該納入學校的系統，應該是列在學雜費收費的項目內入帳，但是其收費標準，基本上是由各校自訂，而非由教育部統一訂定。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短期交換生跟外籍生是一些學校重要的財源之一，但是這一塊是教育部管不到的。那這一塊有沒有列入學校的帳目裡面？學校就是把本籍生的負擔呈現在學校的財務裡面，但是它的短期生收入這一塊並沒有呈現出來，這一點教育部有沒有去瞭解？
陳次長德華：基本上我們對於整個學校未來學雜費的調整機制上有兩個作法，但是我們是從支出面來看，就是它本身在學校的教學、研究、學生獎助學金等等，它的支出到底達到了怎樣的標準，用這部分來看它的學費到底是不是要做調整。那個可能它並沒有辦法……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好，請於禮拜三給我答案。
陳次長德華：好。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我知道有些學校，比如大陸來台常態就學唸四年或研究所的學生，學校賺不到什麼錢，短期交換生是很多學校重要的收入來源，而這一塊教育部掌握了多少？
主席：請教育部於禮拜三進一步說明。不過本席聽過次長剛才的發言後發覺，教育部並未回應前面幾位代表所提出的關鍵問題，只是重申既有的方案，聽起來跟校方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禮拜三還有一個專案報告，如果教育部真的像剛才次長一開始所說的很感謝大家的發言，希望教育部能夠把各界的意見都聽進去，至少要有所回應。次長先請回座，本週三還有專案報告的機會。
現在進行第二輪發言，共有6位代表登記第二輪發言。首先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吳福濱理事長發言。
吳福濱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剛剛我提出來國教院所做的研究報告中的第7頁，美國剛好是7比3，所以全家盟前理事長謝國清就講到這個創意很好，賣掉公立學校把私立學校全部買回來，台灣現在公立學校只有32%，私立學校有68%。可是這其中還有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地方，美國上大學的學生比例只有45%左右，不到50%，台灣則是將近100%，所以對弱勢生而言，大學學歷是基本的門檻，那怎麼辦？政府可以放任不管嗎？所以，我覺得剛剛有位立法委員談到有沒有短期收入不列入的學校收費的？坦白講，有一部分私校是有的。然後，以前有沒有一些調整方案？剛才聽到教育部的報告，我是很失望的。98年的GDP是負值，但他並沒有調降。所以，很多的辦法是回不來的。一旦調漲了，就回不去了。可是，剛才這個研究報告裡面，很多的辦法都還沒研擬出來，就先漲了6%，這呼應了社會上所說的，先剝皮再說。我們的感覺不只是剝皮而已，剝皮完之後還繼續吸血。其中有一個研擬的辦法是，它允許合宜的調漲，補助公立學校的部分，漲的學費部分要直接補助給學生，但是，辦法出來了沒？還沒有，只是一個講法而已。怎麼補助、補助給誰？都沒有。第二，弱勢家庭子女的補助方面，界限在哪裡？如果是140萬，那臺灣的高教品質怎麼會好？錢都亂花、花掉了！弱勢家庭那條合理的線在哪裡？應該要好好地把它訂出來。另外，第13頁的部分，釐清教學成本的部分，這點很重要，必須先釐清之後，才能討論學生的成本負擔。當然，教學成本是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的年增率，可是，只要是對孩子有利的，這些幾乎從來都沒有被拿出來看過。最後，我要說我們的貸款利息是世界最高的，也許有些高所得、生活安定的人沒有這種同理心，也感受不到窮人的辛苦，但L型是非常的明顯。在我們報告的第15頁，要核定競爭型經費例如頂尖大學、教學卓越等計畫時，要把經濟弱勢學生的比率納入指標，這已經有人提出來，但還需要確實去做，才能培育經濟弱勢的人才。另外，外國的大學經費分配已經開始注意到要把一些公平的指標納進來，所以，臺灣對於公私立大學年度經費的撥補也應該把弱勢學生的人數、比率納入獎補助經費的計算公式中。最後，我要請立委諸公們真的為孩子們著想，全國目前有38個各縣市會員團體加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前不久才開會，對於學費調漲一事，我們有提出幾點要求和呼籲，因為現在貧富差距已經達100倍，薪資水準也已經倒退14年，所以，我們認為，第一，沒有訂出完整辦法之前，第二，沒有有效監督高教品質之前，第三，沒有有效管理學校支出、不浪費之前，第四，沒有改善經濟、提高薪資水準之前，我們誓言反對剝孩子的皮、再吸我們的血，我們反對調高學雜費。謝謝。
主席：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發言。
吳思華校長：主席、各位委員。今天的討論顯得格外有意義，對彼此的想法都有所瞭解，我想補充說明三點：第一，如果我們很客觀地去看目前的大學現場，我想大家都會同意，臺灣的大學這幾年來其實是有大幅的進步。以政大為例，我們從過去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出去交換到現在我們每年選送七、八百名學生出國交換；在這5年內，我們新聘的老師超過250人，淨增加約75人左右。在臺灣的大學快速進步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很冷靜地看到別人的進步有時比我們更快，這其實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而臺灣高教資源的不足使得我們在競爭上面臨到非常大的困難。我剛才也特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們今天願意從提升學生競爭力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思考，在剛才大家所提大的高等教育政策猶未能解決問題之前，是否可以在校內全體師生有共識的前提之下，各別提出自發性的教學卓越方案？換言之，這個方案的內容非常清楚地說明實施的內容，它完全是以教學為主，得到全校師生的同意，然後才執行。因為如果今天很多的事情因為沒有錢而停下來，在3、5年後，等到大的政策決定之後才開始做這些事情，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影響。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現實環境裡面，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的事情因為經費不足使得本來理性的討論變得不理性，剛才有一位同學提到，最近我們學校裡面在討論水岸電梯，水岸電梯是在97年時經過校規會通過的，為什麼要做這個？政大過去有2,000人在山上活動，每年為了山上、山下的交通花掉700萬，可是，我們接下來還要在山上蓋四座建築物，在山上活動的人預計要再增加3,000人，如果用同樣的比率來算，還要增加1,000萬的公共汽車才能解決問題。如何用最少的錢解決問題，就是讓大家走路，所以，才會有水岸電梯的建設。水岸電梯剛開始用的時候，用的人比較少，這是一個事實，可是等到這四棟建築物開始都有人在裡面上課時，我們希望不要再增加公車，而是大家都用走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同學們只是因為認為現在用的人少就覺得浪費，我覺得非常的遺憾。最後，我要說一件事，募款是大學的責任，這幾年來，政大非常慶幸得到校友們的支持，我們有超過9億的捐款，不過，所有的捐款基本上都有特定的目的，我們要做全面性的提升教學品質有其困難，這次水岸電梯的募款，我們嘗試用小額募款，定了3,000萬的目標，就是要有3,000人，每人捐1萬元，很遺憾，我們現在只找了1,200人，即1,200萬，我們已經非常感謝能夠募得這麼大的數字，目前小額募款在臺灣還不普及，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其他方法去彌補的話，就代表大學高教的缺口越來越大，犧牲的是現在在學的學生，如果5年後才有政策、才要去解決問題，那現在學生的利益，誰來照顧？謝謝。
主席：請清華大學研究生聯合會張道琪會長發言。
張道琪會長：主席、各位委員。這是我第二次發言，我先針對教育部官員方才發言的內容提出來討論及剛才未及發言的部分做補充。首先，剛才教育部次長提到，我們一些草案之中還有很多部分尚未完成，包括如果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要成為一個真正常態性、公平、且為大家所接受的方案，就必須要修改大學法、私校法及專科學校法中關於學雜費調整的部分。目前這個辦法是由教育部的一個大專以上學雜費收取辦法，再用這個辦法中的彈性修正辦法去處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個彈性修正辦法的行政及法律層級都不足，其實並沒有辦法讓社會大眾信服教育部做這個方案是有依據的，它是沒有依據的，而是按照教育部每年受到社會各界壓力不同而做調整，這是其中一個法律上的最大問題。第二點，關於教育部提到GDP只是凍漲條件一部分的問題，如果我們現在可以接受教育部這個說法，我們要問，教育部認為到底應該在什麼情況下，大學學費必須調漲或凍漲？這部分跟高等教育經費分配、使用有很大的關係，這也是我們一直不斷在強調的。由於現在高等教育經費是按照目前大學鞏固原來排名的方式分配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認為教育部的學費調整會有別的想法。我們可以分兩層次來談，各大學有各大學自己的學費問題，教育部其實應該要保障全體高等教育的受教學生之學費負擔不致於超過一定的水準，但這個水準是需要各界共同來討論的問題。另外一個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十二年國教，其實十二年國教的問題與當年高等教育擴張的問題是一模一樣，教育部在還沒有編列任何預算、也沒有做長遠考量的前提下就已經打算貿然實施十二年國教，所以，我們認為針對十二年國教及高教經費競爭的問題，應該要提出於全國財政會議去討論我們教育財政的問題，因為以目前教育部的作法是沒有辦法取得社會共識的。謝謝。
主席：請景文科技大學鄭永福校長發言。
鄭永福校長：主席、各位委員。利用這個機會再補充一下我的觀點，因為我在技職院校中也服務了三十幾年，我當然非常支持教育資源的分配可以照憲法的比例規定，如果委員可以幫忙做到，當然就可以馬上解決問題。另外，因為我參加的私立技專院校協進會成員中，大學占了一半，有七十幾所。大學之間彼此都瞭解，縱使同意調整學雜費，也不見得每個學校都敢調整。縱使92、93年，教育部曾宣布可以調整6%等，有的學校從88年至今卻從來沒有調整過，就是因為各校要考慮自己的競爭能力。所以，如果此次能夠由各校自行決定，因為有時候各校有自己的發展需求時，它就有調整機會，而有些學校不見得會調整。另外，剛才有學生代表一直提到弱勢、要給予獎學金等等，各位知道包括我個人在內很多的留學生是如何拿獎學金的嗎？我們以前拿獎學金是要工作的，拿TA、RA，除了fellowship以外，要有成績的要求。我現在要談到弱勢助學學生部分，目前教育部有補助，學校減收學雜費，但是，弱勢學生可以不用做一點事情嗎？他們在學校內形成比較特別的一群，因為他是弱勢，住在宿舍裡面，沒有補助的其他人拿著工具在打掃，弱勢學生則晃來晃去，閒閒沒事。這一點是一個觀念的澄清。另外，我很擔心的是，少數學校極力發展其特有科系，例如設計科系或有市場需求的機械、電機科系，如果他沒有辦法調整學雜費，他勢必要關掉這些特有的科系，所以本校目前沒有機械電機系，因為這些科系的花費實在太大了，若不能調整學雜費，就必須關掉。所以，這一點未來在對產業提供人才時就會有一種非常不利的影響。以我自己的小兒子為例，他最近要到美國留學，我找遍美國各大學，希望能夠找到學雜費比較低的學校，但是，我找不到公立、學雜費在2萬美金以下的學校，2萬美金等於60萬臺幣，等於是目前國內私立大學學雜費至少六倍以上，我們國內大學院校的學雜費到底要收多少，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謝謝。
主席：請世新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代表陳廷豪同學發言。
陳廷豪同學：主席、各位委員。我接下來要表達四點意見，第一，相較於國外學校，我們的學費比較低一事。第二，關於學習成本的迷思，尤其是國際競爭力與學費的關係。第三，到底漲的學費是不是用在學生身上？第四，所謂弱勢學生的獎助學金合理與否。第一，剛才有人提到相對於其他國家學費，我國學費很低，但這要看我們比較的是哪些國家，剛才也有人提到在德國、法國等許多歐洲國家的學校是免費，甚至於低學費的情況是相當罕見，也許大家會認為這些國家的稅收比較高，所以有能力做到免學費。但是，這一點其實是一個關鍵，我們今天去跟各國比較時，其實要去看該國家及其社會的一些生活資料及社會脈絡。教育部經常會說，我們今天學費占國民平均所得的比率是多少，與日、韓相較，我們算高的云云。我要強調一點，這些的比較是完全沒有意義，因為教育部的比較有去算日、韓學生或社會平均薪資是多少嗎？有去算日、韓達到生活所需的經費是多少嗎？像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今天臺灣的大學學費之所以貴，係因他是以臺灣家庭所得的比率去算，剛才也有學者提到，美國學校的學費很高，但是，相對於今天美國的平均收入與基本薪資就比我們高出很多，所以，我要強調的是，今天我們去跟各國做比較的時候，還是要回到從該國的基本薪資及經濟條件來看，不能單從GDP來看。第二，談到學習成本迷思，增加學費真的能夠增加國際競爭力嗎？我很懷疑。剛才也提到，許多歐洲國家的學費是免學費或學費很低，難道他們就沒有國際競爭力嗎？另外，在2010年，國立政治大學曾經辦過一個有關學雜費調漲的公聽會，當時校方在公聽會上就透露，教育部逐年減少對國立大學補助，每年減少1%，減了1,700萬，明年又要再減1%，加上公務人員調薪3%，這個3%，教育部只補助學校60%，所以，今天不斷有學者提及，漲學費是為了反映教學成本，我們不禁要懷疑，在教育部不斷減少對大學補助的情況下，今天漲學費只是為了補那個缺口，跟教育成本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與國際競爭力也沒有任何關係。謝謝。
主席：請大專教師會學會黃維富常務理事發言。
黃維富常務理事：主席、各位委員。在此僅補充幾點意見，我們要把餅做大，目前教育資源確實不足，也真的造成學校很大的困擾，我自己也是老師，非常清楚，這個真的是滿嚴重的問題。我們學校也是「摳」得一塌糊塗，連基本的經費都會出問題，所以，我認為真的是要做一些調整。但是，調整之後，我們必須要把餅做大，原則就是使用者付費。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企業製造員工，不是為了企業而教育，教育和為企業製造員工是兩碼子事，不完全等同，如果能夠match，當然是國家之福，因為我們整體國力會增強很多。在教育經費分配比率上，對本地生而言，個人大概占10%、企業占45%、政府占45%，其中雇主的部分，可以效法德國，他可以提供技職院校實習機會或工讀機會，讓高中（職）生去做一些生涯嘗試，瞭解這個企業到底是長什麼樣子，而不是想像、好奇，就認為自己對它是有興趣的，這是我要再三強調的。
再就補助的方法而言，對受教育者本身來講，不論是一般的學科或是醫科，像醫科有7年，當然就要給予補助，可是到第8年以後，對不起，我就要減少補助了，否則是不公平的。再者，要唸第二個學位就要自費處理，因為這是個人生涯規劃，政府不給予任何的補助。
在個人的部分，剛才強調是以實質平均薪資所得和家庭教育支出平均比例來付費。至於公開的部分，比如我們公開 教授和 老師的所得，這在美國是全部公開在網路上，包括薪水等都不是機密，且超過某個數額以上必須公告，當然國防外交機密等等除外。
有關校長評鑑的要項，包括行政在內，招募款項的額度應該是很大的重點。各個學校裡面的經費預算、經費稽核必須要有工會以及教師會代表，否則我們根本無從瞭解起。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學聖發言。
陳委員學聖：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本席想對剛才幾位的發言提出回應。首先，台灣高教產業工會戴理事長也提及少子化，那為什麼還有很多學校要興建大樓？政大吳校長也提到要在山上蓋四棟新大樓，你們有沒有考慮到未來少子化，這四棟會不會是浪費投資？另外，景文科技大學鄭校長提及，有些弱勢學生得到政府的補助會晃來晃去、形成異類，本席不太懂這個意思，是因為看到什麼樣的現象嗎？這是例外還是普遍的現象？請據實說明，對我們禮拜三的審查比較會有幫助。謝謝
主席：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發言。
吳思華校長：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在山上已經完成的是「自強十舍」，馬上要興建的是研究總中心，未來還會興建一棟通識教育大樓和另外一棟宿舍。換句話說，兩棟是宿舍，通識教育大樓純粹是因為山下的建物已達到40年以上的時間，已經被視為危樓，在短期之內希望能夠拆除。簡單來講，我們的淨面積並沒有增加。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興建面積雖然沒有增加，但未來學生人數會減少，學校未來興建新大樓和面臨少子化的趨勢……
主席：就是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如果增加硬體的投資……
吳思華校長：我相信我們的學生人數應該不會減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對境外生有相當的信心，因為幾年來我們外籍學生的人數……
主席：就是面對少子化，學校是期待由境外生補充。
吳思華校長：對，至少政大在這方面一定可以做到。
主席：謝謝吳校長。
繼續請景文科技大學鄭永褔校長發言。
鄭永褔校長：主席、各位委員。本人站在教育的前線，我必須要講，弱勢助學金是有需要的，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釐清弱勢的定義，因為有些家庭收入沒有辦法算在個人收入，所以我看到個案是學生的家庭收入狀況不錯，他能夠買不錯的摩托車，而且也住宿，他的花費比一般沒有受補助的學生還多。而其他學生所不平的是，相對於弱勢同學可以受到補助，他們必須要工讀、打掃宿舍，反而被受補助的學生笑。我相信這樣的個案是存在的。
陳委員學聖：（在席位上）應該是少數吧。
鄭永褔校長：對，是少數。
主席：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戴伯芬理事長發言。
戴伯芬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我剛才講的是興建校舍面積的全部比例，從2006年大學擴充以來，校地面積從5,711公頃 增加到6,558公頃 ，所以不僅校舍增加了，校地也增加了。增加校舍和校地的硬體設備，就目前和未來來講，目前在教育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必須針對浪費的部分，尤其是對公立大學浪費的部分做逐項檢討，既然沒有錢，那就必須節約經費開銷，要開源也要節流，先從節流開始。
另外，各個大學都在高喊進入百大，可是過去整個教育資源對於教師人力的投資非常少，在1991年高教改革之前，那時台灣的教育確實是菁英，那時公立大學的生師比是14.8，私立大學是24.4；今天私立大學超過40，公立大學超過32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要問：把資源擺在硬體而忽略軟體，這樣能夠提升高教品質嗎？以上是本人的回應，謝謝。
主席：今天的公聽會進行到此，非常感謝15位出席代表和出席委員，非常清楚提供各位的意見和立場。吳校長剛才擔心是不是會有反對意見或是不理性，本席覺得今天出席者不管是持贊成還是反對意見，大家都非常理性，今天公聽會的目的不是把校方和學生對立起來，更不希望把校方和弱勢學生對立起來。今天我們非常清楚聽到兩種立場的意見，校方認為教育經費不足，憂心辦學品質，希望提高學生的競爭力，我們甚至聽到校方也認知到公私立間有學生社經地位落差不公平的問題，所以贊同教育部以反重分配改善的目標，要調漲國立大學和績優私校的學費，甚至有提出公私齊化，學費漲到一樣高，這是目前教育部調整的思維；同時我們也清楚感受到校方的憂心，希望解決教育品質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非常清楚學生實際遇到的狀況。我國平均薪資15年來停滯成長，現在每位大學生平均一年的學雜費和生活住宿費是23萬元到26萬元，四年就製造一個百萬大學生，要花100萬元，唸研究所要花150萬元，可是，他們的畢業薪水才22K，就學貸款負擔40萬元到60萬元。剛才有提到我國的學費不算高，可是如果我們去看就學貸款的利息和收入的比例，以貸款和年收入的比例來看，台灣是相當高的，恐怕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實質負擔已經非常大，且在薪資未見有起色的情況下，青年貧困化是很清楚的事實，這個時候要漲學費，對學生家長的負擔有非常大的影響，社會感受不到政府反重分配的目標存在。
所以，兩邊的聲音都非常清楚，本席雖然有我自己的立場，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感受到，這裡面重要的關鍵問題出在我們的高教政策，我不希望兩方對立起來，政府歷經兩黨執政，我們必須要真正思考有沒有誠實去面對台灣高教的定位問題，進而去進行結構性改革。今天有很多位都提出這個關鍵，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這個問題，從九0年代我國擴充高教，政府的支出沒有足夠增加，再加上公私立比例有社經地位落差，造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這就是讓學生家長承擔，校方也困窘。
面對這樣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我必須說是政府、市場兩失靈，我們今天要做表面上的微調，事實上雙方都很痛苦。
所以本席建議，如果委員不反對，政府應該面對結構性的改革，我覺得應該召開教育國是會議。我們今天只能邀請15位，15位是上限，其實應該要邀請更多人，邀請業界代表、社會各界代表，大家共同參與。透過教育國是會議來凝聚社會改革，我們來進行政府角色和未來高教政策路線的選擇，到底我國要走向公共化還是市場化？還是提高公共化比例？還是公私立大學要有不同的定位？政府教育經費的比例要多少？要如何投入？是要以改善反重分配目標投入？還是競爭型資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些都需要政府和社會好好思考清楚，進行整體的對話和選擇，接下來才是處理比較表面的政策配套。我們希望政府召開教育國是會議，針對我國高教結構性改革和定位走向做深入的討論，讓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這是第一點結論。
第二點，大家也提到在這個方向決定之後，既有的大學治理模式是不是要進行改革？包括財務的公開透明，包括大學的公共課責，包括大學治理要不要納入社會各界的參與，大學不是校方，而是社會共同的，所以是不是要進行相對應的大學治理的改革？這是第二個議題。
第三，本席也建議要討論稅制，如果我們不真正去面對所謂的重分配應該在哪裡進行，重分配是不是應該從政府整體的稅收、支出、經費分配比例去進行，而不是讓學生和學生自己進行這個反重分配，所以應該是要真正面對稅制的問題。
最後，獎助金和學貸的配套也要一併檢討，我國的獎助金和OECD國家相比，我們的比例偏低很多，戴院長的研究都有指出。
本席提出以上至少四個層面的問題，當然也包括校方校長提到公私立是不是要脫鉤，採用不同的管理機制，是不是讓大學有更多的自主發展空間，如果在釐清高教政策走向之後，這些期待也比較容易形成社會共識。本席很懇切的提出以上結論，希望朝野立委共同支持，不管叫不叫做國是會議，至少是個更大的平台，讓社會各界來討論，我們很擔心教育部所召開的座談是個黑箱。歷次的質詢包括朝野立委都憂心這次的調漲，是不是可以先不調漲，先召開更大平台、讓社會參與的國是會議，來凝聚共識。
我們拜託執政黨委員，禮拜三的專案報告就不是等同讓教育部走完這個程序，這個議案是陳學聖委員的提案，我們在上個會期決定，教育部調整以前要先來立法院報告，我們呼籲執政黨委員不要把這個當作是教育部走完程序，之後教育部就可以自己決定，這一點要拜託執政黨委員。本席今天做這樣的決定，我們希望各界支持，大家真誠面對關鍵問題，並進行理性討論，進而構思凝聚未來台灣高教政策的走向。謝謝各位的出席。
本次公聽會共有27人發言，所有的口頭發言、書面資料，以及未能在本次公聽會發言的委員、學者專家都可以提供書面資料，我們會一併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做成公聽會的報告，分送本院所有委員、學者專家和相關機關供作參考。
王等元副 教授書面意見：
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芻議 2013/04/15
壹、現況與問題
一、現況（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7/11 ）
(一) 目前各國大學學雜費決定機制主要可分為2大類，包括學費自由化與政府完全管控，多數國家皆採取折衷作法，亦即在一定條件限制下，賦予學校自主調整學費的彈性。
(二) 我國雖訂有「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原則上不再統一規定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但近年在教育部共體時艱的道德勸說下，大學已連續數年未調整學雜費。
二、問題
(一) 教育層面：大學治理問題
(二) 經濟層面：市場效率欠佳
(三) 社會層面：阻礙社會流動
貳、因應對策
一、教育層面：建立大學責信（Accountablity）制度，提高校務資訊透明度。
二、經濟層面：改善利於市場競爭的經營環境，促進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
三、社會層面：建構弱勢學生社會補償制度，落實教育機會均等。
參、行動方案
一、教育層面：學校收支嚴守正當程序，擴大師生校友參與程度
二、經濟層面：公私立大學彈性收費，提高公立學校學費，減少政府預算支出，成立財團法人學貸基金，提升教育市場效率。
三、社會層面：補助弱勢績優學生學雜費，向學貸基金申貸膳宿費，並廣設獎助學金。
肆、結論
一、配套式地實施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
二、消極面：可以避免教育淪為階級複製的工具；
三、積極面：可以有效促進競爭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陳舜田名譽 教授書面意見：
對於教育部所擬「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的意見
教育部所提學雜費調整方案目標有三：
1. 強化弱勢助學改善反重分配
2. 反映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
3. 提供公私立大學公平競爭環境
以上第2項「反應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國不論是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的學雜費都是大幅偏低的。低成本絕難有高品質，其理自明。最新泰晤士報公布亞洲前一百名大學中，台灣占了17校，僅次於日本的22校，而領先大陸的15校，這已是很不容易了。如果台灣各大學能有更充裕一點的經費，相信我們會有更好的表現。
幾年前，我曾在「通識在線」的刊物上提出一個調高國立大學學費的想法，後來又重新更具體地把這個想法寫成「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大學學費制度」一文（如附件），送給教育部高教司參考。大家都知道目前就讀國立大學的學生較多來自經濟情況較好的家庭，而經濟情況較弱的家庭子女反而較多讀私立大學，而繳交雙倍於國立大學的費，實在有失公義。如能調高國立大學學費而與私立大學看齊，同時教育部把原來補助國立大學的經費抽出相當部分，用來補助經濟弱勢的學生，不論這些學生是就讀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都可以獲得合理補助。如果這麼做，國立、私立大學的學費拉齊了，私立大學高學費的不利因素也可消除，其競爭力自然提升。這正與上述教育部方案第1及第3個目標吻合。
雖然教育部所提方案比我的原來構想溫和許多，但兩者目標與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我仍然非常支持教育部的方案。
過去每當教育部提出學費調整，都會遭到鉅大的反對聲音。主要的反對理由是學費調整會增加經濟弱勢家庭的負擔。但若所提出的調整方案非但不會增加，且反而可以減少經濟弱勢家庭的負擔（不論子女就讀國立或私立學校），那麼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呢？當然這個方案的確會增加經濟條件較佳的國立大學學生家長的負擔，但相信這些家長們會樂意加入這件有助我國大學教育發展的公義之舉。
附件
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大學學費制度
大學學費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但是多年來卻沒有一個令多數人較為滿意的方案。目前國立大學一般院系學生每年約繳5萬元台幣學費，而私立大學生則約繳10萬元台幣學費。雖然與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學費仍屬十分低廉，然對經濟較弱勢之家庭而言學費仍是一筆非常沈重的負擔。但是最讓人感到不公平的是，經濟較好的家庭子女卻更有機會考取國立大學而繳交較少的學費，因為在他們的求學過程中，家長有能力為他們聘請家教、進補習班、或自行輔導。反觀經濟較弱的家庭子女就沒有如此幸運，他們必須分擔家事、幫忙農務、打工賺錢，自然耽誤了功課，結果進了私立大學去繳交雙倍的學費。為了學費與生活，他們必須打工、申請就學貸款。等熬到畢業，常背負著數十萬元的學貸債務，無助地踏進社會，面對許多未知的挑戰。
幾年前，我曾在「通識在線」季刊上提出一個想法，建議調高國立大學學費，但同時減少政府對這些學校的補助，然後把抽出來的經費用來補助弱勢家庭子女的學費，不論他們是就讀國立或私立大學，均可依家庭經濟情況申請不等數額的補助。本文再將這個想法作進一步的說明。
根據統計資料，目前就讀於國立大學大學部的學生總數約為28萬人。如將他們的學費自現行的每年5萬元提高到與私立大學相同的10萬元，則所有國立大學每年學費總收入將增加140億元。假設保留其中40億元，分配給各學校充實其校務基金，教育部則可自目前「國立大學教學與研究補助金」經常門總數約316億元經費中抽出100億元來作為補助公私立大學經濟弱勢家庭子女的學費之用。至於學費調整則可以分年方式進行，也可以一次到位的方式來施行。此制度有兩項優點：
1. 拉齊公私立大學學費，不致有經濟較優家庭子女反而繳交較低學費的不公現象。
2.經濟弱勢學生，不論就讀國立或私立大學，都將因此政策而獲得補助，減輕了負擔。
任何制度或政策的改變必定都會有反對與支持的意見。本案可預期的反對聲音將來自國立大學的學生與家長，但顧及公平正義的訴求應不會過度反應，更何況本構想很可能獲得其中經濟較弱勢學生與家長的支持，因為這個制度不但不會增加他們的學費負擔，反而協助他們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助。而國立大學學校方面呢？應該不致反對，因為本案公平正義的出發點難予杯葛，況且如依本文建議，國立大學每年平均約增加28%的學費收入（40/140億）。可以想到的是私立大學會站在支持本制度的一方，因為拉齊公私立大學學費讓本來私校因學費差距所造成的不利競爭因素消失了，優質私立大學的競爭力將因而提升。
每當大學學費調整議題出現，都會引來民間反高學費團體的大力反對。他們反對的立點主要在考慮弱勢家庭的負擔，然本制度的出發點係源自協助弱勢家庭的構想，故應不致引起他們的異議，或許反而會獲得支持。
本文構想是在不增加政府教育經費負擔的前提下，且以目前私立大學學費為參考標準的情況下所作的分析。爾後學校欲申請調整學費則須一併提出照顧弱勢家庭子女的合理可行配套方案供審查。
如果這個構想經過教育部內部討論認屬可行，則宜研擬更具體的說帖，公佈構想，讓學生、家長、民代、媒體公開討論。不急於立即實行，可待獲得社會更多支持後再付之實施。
鄭永福校長書面意見：
大專學雜費調整議題
景文科技大學校長 鄭永福
一、目前各私立大學學雜費差異其大，有些學校基於過去校務發展政策，十餘年來未調整學雜費，其學雜費（工科每學期49,000元，商科每學期43,000元）已遠低於各校平均值（每學期55,000元），目前在各界高度教學品質要求下，如不適時調整學雜費，將影響學校競爭力及永續發展。
二、學校對協助弱勢經濟家庭學生有部分責任，但並非齊頭式協助，既然中低收入戶之認定標準有爭議，不宜齊頭式補貼。少數接受補助學生開名車、買智慧型手機、住單人宿舍等，其生活方式相較於其他同學更為寬裕，且受到同學們的質疑，此類學生由教育部及學校補助其學雜費是一種浪費，應將補助款用在刀口上。學校哪些學生該接受補助，學校本身最清楚，可由學生提出申請，經由審查機制給予適當補助或獎助學金支助。
三、基於市場需求，目前有些私立中小學，其學雜費高於大專校院，但一樣運作良好。
四、一般私立大學，其學雜費收入幾佔全校總收入七成以上，人事費更高達學雜費總收入七、八成。是故，私立大學校務發展依賴學雜費甚高，圖儀設備費用逐年成長，長期不調整學雜費，如何強化學校軟硬體建設？如何提升教學品質？
五、大學必須有足夠之校務發展基金，以利永續發展，如中長程發展計畫之硬體校舍及教學研究設施建制，不能只求年度收支平衡，更何況有些學校已年年呈赤字預算。
六、社會、家長及學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目前生源短缺之情況下，如學校辦學績效不佳，而貿然調整學雜費，不但招不到學生且會大量流失現有學生，就長遠來看，學雜費可由市場機制決定。
七、有沒有大學調降學雜費呢？目前有些私立大學為招足夠學生，已主動調降學雜費，更有私立學校收公立學校學雜費，或提供高額獎助學金。
八、委員認為我國就學貸款是全世界最高，有何統計資料？據我個人過去在美國求學經驗，甚多大學生之貸款壓力遠超過臺灣。
吳福濱理事長書面意見：
大專教育成了台灣基礎教育，誰為全民把關？
「台灣貧富差距已達100倍」、「實際薪資水準倒退14年」、「台灣進大學比例近百分百」，「台灣學生學貸人數及金額世界第一」、「台灣近貧家庭近160萬戶」這些台灣教育的現狀，政府仍然漠視高教政策失衡，忽視政府施政責任，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表達嚴重抗議。
台灣目前沒有調漲大學學費空間，反對先調漲再談配套措施，圖利校方且危害多數學生權益的政策。
我們呼籲政府：1.先規劃”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等競爭型經費，將各校「招收經濟弱勢學生比例」納入指標。2.對公私立大學年度經費撥補，將「弱勢學生人數比例」納入獎補助經費計算公式中。
家長們誓言反對提高學費：
一、沒有完整訂出「經費直接補助學生辦法」之前
二、沒有合理有效管理監督「大學教育品質」之前
三、沒有有效「防止大學經費支出浮濫」之前
四、沒有提昇經濟表現，提高人民薪資所得之前
堅決反對政府配合大學，先射箭再畫靶行為，呼籲社會大眾一起抗議政府「先剝學生的皮，再吸乾孩子的血」，讓學生揹大筆學貸進入社會！
全家盟理事長 吳福濱
立法院「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公聽會」學生代表聯合新聞稿：
教育部正在把窮人趕出大學！
本日（4/15）上午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的「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公聽會」（從「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談起），針對教育部近期將定案的學費方案進行討論。
受邀至立法院表達意見的三名學生團體代表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研擬的學費政策就是「把窮人趕出大學」的教育私有化政策，必須要大力譴責，並要求教育部重新研擬政策。目前就讀世新大學的學權小組代表陳廷豪表示，目前台灣家庭收入後40%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不超過60萬元，光負擔一位大學生的就學費用就花掉了四至七成，一個家庭養不起兩名以上大學生。「難道這樣的比例還不夠高嗎？教育部還要加重學生家庭的負擔嗎？」陳廷豪沉痛的表示。
目前就讀台灣大學，台大工會的代表黃守達則分析了目前教育部的學費政策：「教育部的方案，乍看之下有『反重分配』和『輔助弱勢』兩個目標，但是教育部的方案會使這兩個問題更加惡化。」教育部不願意將教育資源分配給「需要的人」，反而透過調漲學費把窮人趕出大學，將資源集中在「特定的人」身上。為了減緩這個問題，教育部提出要「輔助弱勢」，但是他實際的措施，只是「就學貸款」與「獎助學金」。前者只是將問題延後，讓就貸成為青年學子的負債，後者在各校「助學金綁工作」，讓學生成為沒有保障的廉價勞工。對目前面對「青年貧窮化」與「勞動非典化」的台灣青年而言，教育部的做法，只會使問題更加惡化。
曾受邀至教育部開會的清華大學研聯會會長張道琪則表示，教育部研擬政策的過程缺乏誠信，一年半來12次公開會議屢屢號稱聆聽各界意見，實際上老早在教育部內部會議決定政策內容，找學生家長來為政策背書，這樣的作法是不合格的政府機關。另外，教育部也缺乏對教育財政的掌控能力，教育部根本不知道各校的盈虧狀況，卻又不改進財務監督機制，只是在喊空話。
「我們懷疑，教育部因為五年五百億計畫快結束，才提起要漲學生學費。」張道琪表示：「教育部沒有能力解決教學經費普遍缺乏的問題，卻為了少數壟斷資源的大學犧牲所有學生的就學權，十分可惡！」
學生團體代表們認為，一昧的研究如何調漲學費不是治本的辦法，在教育部沒有長期高等教育規劃的情況下，漲學費只是讓全民為失去政策方向的教育部買單。現行的政策非常草率，不應予以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生聯合會會長 張道琪 0988-014241
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 陳廷豪 0928-479766
國立台灣大學工會代表 黃守達 0952-275114
陳委員淑慧書面意見：
1. 教育部提出的大專學校學雜費調整方案，分為兩個階段；所謂「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第一階段是今年八月，53所公立學校及15所績優私校共68校，一律漲6%。
第二階段是明年八月，若前一年經濟成長率超過3%，公私立學校皆可反映教學成本，至多漲5%。換言之，各大專院校若符合上述兩項條件，變得分兩次調漲學雜費，而調漲幅度高達11%明顯過高。
2. 第一階段只有68所公立及績優私校調漲，公立學校學費較低可以理解，所謂的績優私校，是指「頂尖大學」或「教學卓越大學曾四年每年領教育部補助超過一億元者」，既然已經接受教育部的補助，為何還要調漲學費？
3. 教育部認為，社經地位高家庭小孩讀公校繳低學費、社經地位低家庭小孩讀私校繳高學費，不公平，學費調漲以後，就公平了嗎？教育部要幫助弱勢家庭學生，應該回歸正軌，一方面在12年基本教育時期，設法提高他們的學習成就。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對清寒學生的補助，或放寬就學貸款的條件與利率。教育部提高公立學校與績優學校的學費，會不會讓弱勢家庭學生反而念不起這些學校，而選擇學費較低的學校？
4. 第二階段調漲，無論甲乙兩案，不分公私立學校，只要上一年度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達3%，便得調漲5%學費，亦不合理。近年經濟學的研究認為，過度相信GDP的成長，會產生錯覺，也就是說，用GDP的變化，來衡量人民的生活水準或支付能力，會造成錯誤的決策。此為國內GDP年年成長，而實質薪資率卻停滯不前，人民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的原因。
因此美國三位經濟學家（C.Cobb, T.Halstead, J.Rowe）最近提出〝真實進步指數〞（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的計算法。結果發現，美國人平均GDP自1950年以來至今大約增加一倍，可是GPI卻是下降的情況。所以將GDP當作政策參考依據，而且是唯一的依據，是非常危險的。反映在國內，便會發生什麼都漲，只有薪水不漲的狀況。因此第二階段的學費調漲，只參考GDP的變化，理由不夠充分也不合理。
5. 此外，在大學教學品質尚未提升以前，調漲學費顯然不合理。一般衡量教學品質，常使用『師生比』作為參考依據，然而最近3年，國內高等教育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教導學生的數量，卻持續的增加。
下表1.顯示，國內高等教育體系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教導學生數，由2009年的20.1位，增加到2011年的21.7位。少子化，大學收不到學生，師生比應該減少才對，事實上卻出現增加的情形。
顯然許多學校並未把教學資源使用再提升教學品質上，凡而忙著精簡師資，節省開銷，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學學費實無調漲之理由。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師生比（人） 20.1 20.7 21.7
6. 過去教育部總是將其他國家的學費比較高，作為大學學費調漲的理由。然而其他先進國家學費較高，具有合理的原因。
下表2.顯示，同樣是師生比，OECD國家平均只有14.9，日本更只有10.1，而我國卻高達21.7，離已開發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
因此在大學教學品質沒有提升改善以前，最基本的師生比沒有降低以前，沒有理由調漲學費。
國家 台 灣 日 本 美 國 紐西蘭 OECD平均
師生比 21.7 10.1
15.3 17.2 14.9
潘委員維剛書面意見：
教育部公布常態性大學學雜費調整方案，擬納入GDP經濟成長率考量，這樣的調整方向受到不少朝野立委批評，認為GDP成長率並不代表民眾實質薪資成長，勢必加重家長學生的負擔。教育部長蔣偉寧表示，GDP是基本門檻，最重要是學校教學成本必須累積一定程度，教育部才會允許大學調漲學費。教育部擬採兩階段調整大學學雜費，第一階段允許公立大學與績優私立大學調漲6%，第二階段規畫在GDP超過3%的前提下，允許大學調最高調漲5%。
本席認為這幾年台灣GDP雖然有成長，但民眾實質薪資並沒有成長，教育部將GDP納入大學學費調漲機制，只考慮學校經營成本，忽略家長、學生的負擔，值得商榷。必須做根本性結構性的改革，並爭取更多教育經費，而非透過調漲學費解決學校經營問題。雖然台灣的國立大學學雜費偏低是事實，教育部希望透過這次調整機制解決部分反重分配現象，其考慮的重點可以理解；但是用GDP達3%以上就可以調漲是否是基本條件，應該要再檢討研議的，同時大學的教學成本也必須要累積到甚麼樣的程度、才能進行反映調漲，本席要求教育部應該要擴大聽取各界意，研議大學學雜費調整機制，尤其應該要再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讓方案更符合社會期待，讓學費制度的調整也能夠是有感的施政，免於落入更多的爭議及批評。
主席：今天的公聽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散會。
散會（12時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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